在香港的歷史上，「食大煙」（吸食鴉片）縱然被公認為不良嗜好，卻一直不被列為非法勾當。自開埠以來，香港政府即享有售賣鴉片的專利；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政府才於1945年結束鴉片的銷售，並立法禁止售賣所有鴉片製成品。此舉的目的當然是要整肅社會風氣，加強人民的抗敵能力，但卻間接地增加海洛英的銷路。因為吸食鴉片所需要的空間較大，而鴉片的氣味亦不容易遮掩，因此吸毒的人士便放棄毒性較輕的鴉片，選擇對身體具更大殺傷力的鴉片提煉品—海洛英。
1949年後，有大量毒犯由上海逃至香港，以香港為他們重操毒業的發展基地。禁毒政策開始以後，政府只有用刑法監禁毒犯和吸毒犯法的人，卻沒有協助沉溺毒海的人士脫離毒品的摧殘。在一般人的眼中，「道友」是一些無藥可救的人，不值得多花資源去引領他們重投正常社會生活。
1968年中，書院道美門浸信會的牧師陳保羅，率領著一群年青人，摸索到九龍城寨的白粉窟那裏去派單張，開始了香港教會史上第一炮的福音戒毒行動。他們中間沒有熟悉濫藥問題的專業人士，就只憑一片赤子之心，高舉「不用藥物，不憑己力，只靠耶穌」的信心方法，認定基督的福音就是戒毒的最佳途徑。按當時的官方數字，在全港四百萬人口中，吸毒的人數約十萬，難怪當浪茄健康村成立之後，很快便聚攏了一大群願意嘗試福音戒毒的人。這一項聚集道友的行動不但得不到政府的支持，反而被執法者誤會為一個以佈道為名，販毒為實的組織。1969年12月，竟有皇家輔助空軍襲擊戒毒所，拋擲當中的聖經，企圖驅散人群。這顯示了教會在吸毒人士的復康工作上遠遠走在社會主流的前頭。
與此同期，有「城寨潘
小姐」之稱的英國宣教士潘卓靈在九龍城寨開辦了一個青年中心，初期她把有毒癮的年青人轉介給晨曦會的陳保羅牧師
，至後來她更創辦了聖士提反會，在政府的支持下建立了「幸福營」，成為今天在香港的福音戒毒行動中人數最多的機構。1970年代初期，美國宣教士宋和樂牧師帶領了倪翰生信主，創立了互愛團契。1972年開始，政府在吸毒者的康復工作上有重大的策略改變；把以往「絕不容忍」(zero
tolerance)的政策改為「減低傷害」(harm
reduction)的政策，開辦美沙酮診所，提供藥物作為海洛英的代替品。基督徒奉主耶穌的名在邊緣群體中的工作，可以在今天的城市裏帶來社會的改變。
香港教會在濫用藥物人士的復康工作上，的確是激發了社會的關注。在過去的日子，最少有四位前吸毒者和一位復康工作者在「全港十大傑出青年」比賽中獲獎，反映了教會在這範疇上的成就。但在過去的三十多年來，教會卻滿意於現有的服務而沒有繼續發掘其他沉溺群體的需要。
2001年中，工業福音團契在的士司機的福音事工中，發現「問題賭徒」的需要，因而成立了「問題賭徒復康中心」。這本來是一個小型的計劃，卻在短期內吸引了大量受眾上門求助，揭示了香港社會嚴重的賭博問題，刺激起傳媒、政府、社工和學術界的回響。香港教會群體更在賭波合法化的爭論上明顯地表達了立場，在社會輿論中有一席位。
一如戒毒問題，香港教會因著前線的城市宣教工作，在社會的賭博問題上也有著帶領性的、抗衡文化的影響。但是賭風其實在香港已興盛多時，為何在過去的日子裏吸引不到教會的關注？
如果香港教會需要三十多年才可以發掘到另一個沉溺群體的話，那麼又要待多少日子才能夠接觸到其他如酗酒、嫖妓等沉溺人士？除了沉溺人士以外，香港的城市裏還有許多鮮被教會關注的「弱小群體」，如人數眾多的零售業人士(包括小販)、在公共交通機構服務的員工、由外地來港找機會的流動人口等。
香港教會的會友多數是一些能夠在週末放假的白領和中產階層，聚會的形式亦多以知識型作為主導，教會的成員遠不能反映香港社會的人口架構。
香港的城市宣教雖路長漫漫，只要有願意開路的人，漫長路上總是充滿生機。
《環球華人宣教學期刊》第一期，2005。
（原載於《生命陶造的禮讚》(中國神學研究院，2005)；經作者修訂及中國神學研究院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