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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應用 02 以本土教會作為宣教夥伴 莫陳詠恩博士─現任中國神學研究院副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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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宣教的夥伴關係，我們很容易會聯想到由鄭果牧師所倡導的母會、差會、宣教士所組合而成的「差傳鐵三角」 [1] ，與及後期循此途徑發展，加入神學院一環的「四柱關係」、「立體鐵三角」等夥伴模式 [2] 。 香港差傳事工聯會出版的《往普天下去》，相信是一本最能夠代表香港教會及差會思維的刊物。 該刊物於2002年七至九月以「夥伴模式探索」為主題，探討差會、堂會、宣教團體、及神學院在宣教上的合作。 總括來說，現時在香港所有關於宣教夥伴的討論，焦點都是圍繞著差者和傳者的角色，而卻沒有考慮到作為受眾的本土教會在宣教上的位置。 溫以壯博士曾以保羅與腓立比教會的關係作為宣教夥伴的指引，用以衡量城市宣教中的網絡合作。 其實這是一個很可以發揮的模式，可惜溫博士對網絡的理解，仍是停留在支援機構上，而沒有進一步探討受眾本身成為宣教夥伴的可行性。 使徒保羅是一個深曉夥伴關係的人；他把福音傳到了腓立比，而後來腓立比教會不但能夠繼續興旺福音，更進一步提供了人力和財力，協助他在其他地方的事奉(腓1：5-7； 2：25； 4：15-18)。 [3] 事實上保羅的福音夥伴往往是包括了本土教會領袖，而他亦不遺餘力地讚賞他們在主裏的勞苦及犧牲，羅馬教會的「英雄榜」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羅16：3-15)。 今天香港宣教士所到之處，絕大部分是已經有基督徒存在的地區。 就是在伊斯蘭世界裏，也有古舊基督教群體的存在。 教會雖然弱小，但弱勢群體的屬靈氣質，也當有我們可以學習的地方。 可是，在香港的傳統宣教心態，仍是以宣教士作為單方面的施與者，而工場上的信眾，則是聽福音、接受教導和訓練的受助者。 在宣教士的評核、福音事工的策劃、差會的行政運作等事情上，本地教會都沒有發言的權力。 其實「近代宣教之父」克里威廉早已經強調，基督教如果要在印度廣傳，就必需要靠賴印度基督徒的努力。 [4] 但昔日西方宣教士來到中國，卻仍是犯上輕看本土信徒的毛病。 一位前內地會非常出色的宣教士Henry Frost，在他洋洋萬言的自傳裏，沒有詳細的記述任何一位中國信徒的事蹟。 [5] 一世紀前在中國宣教的Roland Allen，回國後亦明明地指責當時西方宣教士轉客為主的心態，不能與本土信徒平分領導決策權。 [6] 奈何時至今天，香港教會似乎仍然沒有從歷史裏得到教訓，當論及海外宣教夥伴這個課題時，心目當中仍然沒有本土信徒的份兒。 一個不以本土信徒作為宣教夥伴的事工最常遇到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 主導福音工作的單位全是外來人士，福音難以本色化，會長久地成為一件不能植根於傳統文化的舶來貨。 第二， 宣教士是施與者，而本土信徒是受助者。這會鼓勵長期性的倚賴，拖延本土教會的成長與獨立過程。 第三， 宣教士不能與本土信徒建立平等的關係，不容易從本土信徒身上學習他們對真理的演繹。多元文化的表達其實是信仰的寶藏，擴闊我們對神的認識，豐富我們的屬靈生命。 宣教工場上的信徒地位不被重視，對普世教會來說，其實是一個嚴重的損失。 第四， 在宣教工場上，宣教士的主導容易引來社會人士的負面批評，視之為宗教經濟侵略，長遠來說會成為本土教會的一個包袱。 在使徒保羅的隊工當中，我們找到來自五湖四海的人士； 他們包括了源於耶路撒冷的老大哥(如：彼得、巴拿巴)，也有新興教會的宣教士(如：提多、提摩太)，亦包括工場教會的領袖(如：亞基拉夫婦、耶孫)。 今天我們再不應該輕看本土教會的潛力，要建立宣教隊工，就必定要尊重本土領袖的地位，教會才可以健康地持續發展。 《環球華人宣教學期刊》第一期，2005。
（原載於《生命陶造的禮讚》(中國神學研究院，2005)；作者及中國神學研究院授權轉載）
[1] 鄭果(2001)：〈華人差傳的新呼籲〉，《大使命》第35期，頁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