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應用 02

以本土教會作為宣教夥伴

莫陳詠恩博士─現任中國神學研究院副教授


|回主題文章選單|

談到宣教的夥伴關係,我們很容易會聯想到由鄭果牧師所倡導的母會、差會、宣教士所組合而成的「差傳鐵三角」 [1] ,與及後期循此途徑發展,加入神學院一環的「四柱關係」、「立體鐵三角」等夥伴模式 [2] 。 香港差傳事工聯會出版的《往普天下去》,相信是一本最能夠代表香港教會及差會思維的刊物。 該刊物於2002年七至九月以「夥伴模式探索」為主題,探討差會、堂會、宣教團體、及神學院在宣教上的合作。 總括來說,現時在香港所有關於宣教夥伴的討論,焦點都是圍繞著差者和傳者的角色,而卻沒有考慮到作為受眾的本土教會在宣教上的位置。 

溫以壯博士曾以保羅與腓立比教會的關係作為宣教夥伴的指引,用以衡量城市宣教中的網絡合作。 其實這是一個很可以發揮的模式,可惜溫博士對網絡的理解,仍是停留在支援機構上,而沒有進一步探討受眾本身成為宣教夥伴的可行性。 

使徒保羅是一個深曉夥伴關係的人;他把福音傳到了腓立比,而後來腓立比教會不但能夠繼續興旺福音,更進一步提供了人力和財力,協助他在其他地方的事奉(15-7 225 415-18) [3]   事實上保羅的福音夥伴往往是包括了本土教會領袖,而他亦不遺餘力地讚賞他們在主堛熙珥W及犧牲,羅馬教會的「英雄榜」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163-15) 

今天香港宣教士所到之處,絕大部分是已經有基督徒存在的地區。 就是在伊斯蘭世界堙A也有古舊基督教群體的存在。 教會雖然弱小,但弱勢群體的屬靈氣質,也當有我們可以學習的地方。 可是,在香港的傳統宣教心態,仍是以宣教士作為單方面的施與者,而工場上的信眾,則是聽福音、接受教導和訓練的受助者。 在宣教士的評核、福音事工的策劃、差會的行政運作等事情上,本地教會都沒有發言的權力。 

其實「近代宣教之父」克里威廉早已經強調,基督教如果要在印度廣傳,就必需要靠賴印度基督徒的努力。 [4]  但昔日西方宣教士來到中國,卻仍是犯上輕看本土信徒的毛病。 一位前內地會非常出色的宣教士Henry Frost,在他洋洋萬言的自傳堙A沒有詳細的記述任何一位中國信徒的事蹟。 [5]   一世紀前在中國宣教的Roland Allen,回國後亦明明地指責當時西方宣教士轉客為主的心態,不能與本土信徒平分領導決策權。 [6]  奈何時至今天,香港教會似乎仍然沒有從歷史堭o到教訓,當論及海外宣教夥伴這個課題時,心目當中仍然沒有本土信徒的份兒。

一個不以本土信徒作為宣教夥伴的事工最常遇到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 主導福音工作的單位全是外來人士,福音難以本色化,會長久地成為一件不能植根於傳統文化的舶來貨。

第二, 宣教士是施與者,而本土信徒是受助者。這會鼓勵長期性的倚賴,拖延本土教會的成長與獨立過程。 

第三, 宣教士不能與本土信徒建立平等的關係,不容易從本土信徒身上學習他們對真理的演繹。多元文化的表達其實是信仰的寶藏,擴闊我們對神的認識,豐富我們的屬靈生命。 宣教工場上的信徒地位不被重視,對普世教會來說,其實是一個嚴重的損失。 

第四, 在宣教工場上,宣教士的主導容易引來社會人士的負面批評,視之為宗教經濟侵略,長遠來說會成為本土教會的一個包袱。 

在使徒保羅的隊工當中,我們找到來自五湖四海的人士; 他們包括了源於耶路撒冷的老大哥(如:彼得、巴拿巴),也有新興教會的宣教士(如:提多、提摩太),亦包括工場教會的領袖(如:亞基拉夫婦、耶孫) 今天我們再不應該輕看本土教會的潛力,要建立宣教隊工,就必定要尊重本土領袖的地位,教會才可以健康地持續發展。 

《環球華人宣教學期刊》第一期,2005

(原載於《生命陶造的禮讚》(中國神學研究院,2005);作者及中國神學研究院授權轉載
 


[1] 鄭果(2001):〈華人差傳的新呼籲〉,《大使命》第35期,頁6
[2] 曾景雯(2002):〈差傳四柱關係〉,《建道通訊》第127期,頁10(香港:建道神學院)  唐榮敏(2003):〈立體差傳鐵三角教會、宣教士、差會、神學院〉,《使命教會》第3期,頁1-3 (香港:浸會神學院宣教動力資源中心)
[3] 溫以壯(2003):從實踐中探索監獄事工的伙伴關係,《一起走過監獄的日子》頁40-57  (香港基督教更新會出版)
[4] Peskett, H. & Ramachandra, V. (2003).  The Message of Mission.  P. 148.  Leicester: IVP. 
[5] Ibid, P. 134-135. 
[6] Allen, R. (1962).  Missionary Methods, St. Paul’s or Ours?  P. 118, 122ff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