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教應用 04

宣教應用 04

華人宣教先鋒號—中華國外佈道團

彭佩詩小姐─建道神學院道學碩士畢業生，2005年

一、緒論

本文主要以個案研討，追溯中國廣西省宣道會在1929年成立中華國外佈道團的歷史，探討其宣教神學，及宣教策略的成效。中華國外佈道團的主要宣教工場是越南和印度尼西亞群島，本文就以這兩地的事工，檢討二十世紀華人宣教士和差會的突破性成就。[1]

二、中華國外佈道團—二十世紀華人第一家海外差會

（一）簡介

1929年成立的中華國外佈道團，是華人教會第一家海外差會；[2]佈道團由建道聖經學校（即今日的建道神學院）的中西同工共同創設。發起人翟輔民牧師（Robert A. Jaffray, 1873-1945）是當時宣道會華南區西差會主席，曾兩度出任建道聖經學校的校長（1902至1906年，1912至1917年），[3]後來更先後被委派兼任宣道會法屬越南宣教區及荷屬印尼宣教區監督。[4]翟輔民牧師秉承宣道會一向的宗旨和信念—要向未聞福音之地開荒佈道，他所創設的佈道團亦繼承這異象，向東南亞未聞福音的地方進發。為了更有效地展開海外宣教的新里程，翟輔民牧師在1930年請辭宣道會華南宣教區主席一職，專心到印尼發展海外華人的救贖工程。[5]

甲、宣教使命的啟航

中華國外佈道團在成立之前（即1898年），翟輔民牧師已前往安南（今越南）進行宣教考察，可惜遭法國殖民地政府拒絕。至1911年，翟牧師終於成功在蜆港建立福音根據地。1916年被委派為宣道會法屬越南宣教牧區的監督，在越南從事華人與越南人的福音工作。翟牧師知道僑居當地華人為數甚多，遂構思差派華人宣教士承擔拯救華僑靈魂的責任，[6]其中最直接有效的途徑，是在建道畢業生中揀選和差派。1921年，他親自偕同朱醒魂先生（學生佈道團倡辦人之一）前往越南，此為華人前往海外宣教的開始。[7]

及至1927年，翟牧師再呼籲建道學生往南洋（今印尼）開荒。[8]翌年，翟牧師往婆羅洲和印尼各埠考察，並確定以蘇拉威西島的錫江市為首個傳教地區。他先調遣朱醒魂牧師由越南轉到新工場進行開荒佈道；同年，他又與當時建道聖經學校的校長黃原素牧師，及宣道會廣西省聯會主席趙柳塘牧師，到南洋群島視察和佈道。[9]適時，趙牧師與王載牧師在南洋相遇，遂挑戰王載牧師負擔南洋宣教事工。[10]翟牧師將南洋之行寫成報告，呈交美國總會，期望得到支持和供應，可惜總會拒絕了。[11]但這無礙翟牧師的異象，他仍堅信神要為他另開南洋宣教之門，他又感到若要發展南洋華僑的福音工作，最好成立由華人主理的獨立宣教組織。
基於上述理由，翟牧師於1929年3月成立專向南洋宣教的組織─南洋佈道團，[12]由王載牧師任團長，[13]翟輔民牧師為副團長兼司庫，[14]趙柳塘、吳濟華、黃原素、梁細羔等牧師及王峙先生出任委辦。[15]後因欲突出佈道團乃華人第一個海外差會，又為求將來擴大宣教工場，故於同年10月易名為中華國外佈道團（Chinese Foreign Missionary Union）。[16]佈道團部分經費由翟輔民牧師主力籌募，另一部分由華人宣教士憑信心籌募。[17]佈道團成立之年，便正式舉行差遣禮，差派建道聖經學校畢業生林證耶夫婦和練光臨先生到南洋，分別在荷屬東婆羅洲的三馬林達和麻厘柏板開闢工場。[18]

乙、宣教佈道的職事

佈道團自開拓南洋工場後，差傳事業已見果效。第一個七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在經費不足的情況下，有賴翟牧師與其他同工的信心與熱誠，仍獲得不俗成果，福音遍佈甚廣，並以越南、印尼為基地，由點到線的開拓新工場。[19]1941 年，翟牧師在報告書內亦總結出佈道團既得意又令人安慰的成績。根據報告書，佈道團成立十三年以來共差出二十名中國同工，超過三十名西國同工，還有140名本地的工作者，這些工作人員分散在整個荷印領土，東自新畿內亞（即西伊裏安），西至蘇門答臘的占碑、邦加、萬裏洞，北自婆羅洲東北的龍碧塱、他拉根，南至龍目、巴厘諸小島，共計139個工作基地；此外在錫江設聖經學院，有209名學生，另設立了共七十四間主日學，共有3,200名學生，十三間初級聖經學校，共479名學生。當時整個南島工場已發展共11,074名信徒，全年共11,323盾奉獻，成績使人欣慰。[20]

（二）宣教神學

簡單來說，佈道團的宣教神學，可以說就是翟輔民牧師的宣教神學，這可從他對於佈道團的貢獻看出。由策劃至推動，翟輔民牧師都扮演重要的角色，他被稱為差傳政治家（missionary statesman），深具組織行政的才能，他明白一個本色化的重要原則：「盡量留在背後，鼓勵中國人自己出來領導，同時提出能夠被中國人接受的建議，讓他們採納成為他們自己的意見。」[21]話說回來，他這一套寬廣的宣教原則，乃師承於宣道會的創辦人宣信博士。林證耶牧師在《翟輔民傳》中曾言：「翟輔民博士誠然是和宣信博士同一個銅模鑄出來的器材。」[22]

甲、「實用」的宣教理念

翟牧師曾在宣信博士開辦的宣教士訓練學校接受造就，[23]在神學上，宣信博士極力強調四重福音（fourfold gospel）：一、基督是救贖主；二、基督是使人成聖者；三、基督是醫治者；四、基督是再來的君；[24]他相信四重福音就是普世宣教運動的潛在動力。在此得說明，宣信博士並非神學家，他只是牧者，關心的是普世宣教，因此努力推展以傳揚福音為主導的神學（evangelism oriented theology）。[25]宣信博士受著前千禧年神學思想的影響，相信基督很快便回來，所以信徒們要趕快傳福音，參與宣教工作。[26]因此，他在1887年成立差會時，強調兩項宣言：一、這是向外為主傳福音的差會。二、這是積極進取為神工作的差會。[27]可見宣信博士的宣教神學傾向實用性，他主張向外傳揚，並以積極進取的政策實踐異象。林證耶在《翟輔民傳》裡總結出宣信博士的宣教神學：

宣信博士對基督再來的真理特別敏感，他覺得當時一般教會必須要放棄不必要的爭論，教會不可能大家靜悄悄地坐著等候基督再臨，這種懶人的想法，是不會產生實效的，除非把傳福音的工作展開到全球去。……唯一的途徑就是普傳福音，因為主之再來，確能被所有熱心傳教士之努力所促成。作工以迎主來，這並非一個新的啟示，它原是一個平淡無奇，卻最是現實的計劃，而卻被今日教會人士所忽略，所遺忘了。現在宣信博士要把它從被人埋沒之地重新發掘出來。[28]

宣信的學生翟輔民在中國服事時，也發揮這種重實用性的宣教理念。翟輔民牧師是宣教探險家，他喜歡到未聞福音之地探路，並提倡學效保羅：「使我們的福音傳到你們以外的地方。」（林後十16）[29]他又是一名拓荒者，翟氏有廣闊的世界觀，他視傳福音為終生事業，工作的對像是全人類，工作的範圍是全世界，所以他設法擴展宣教工場，直到世界的每一角落。這些工作方式全是源於宣信博士所提倡的，以傳揚福音為主導的神學理念。

乙、「臨近」的宣教色彩

由於宣信博士深信在千禧年以前主必再臨，所以也認為當盡快履行神的旨意，趕快作工。他深信世界上有成千上萬危在旦夕、將失去永恆的生命，而且人的罪更惹起神的怒氣；然而，人若能聽見救贖的信息，仍是有希望的。因此他主張在宣講福音信息時，應多集中講盼望，而非神的憤怒，因為神愛世人，以致將祂的獨生子賜下凡信祂名的人。[30] 可見宣信博士主張傳福音的內容，主要著重於神的美善。神深愛世上每個人，並期盼人能回應祂的愛，接受主耶穌，承受永生的福樂，這個大好信息也就是人盼望的源頭；這類信息也反映出宣信博士的宣教末世論（missionary eschatology）取向；主臨近的觀念促使他帶領宣道會立定心志，以傳福音為己任，以之為神學上的任務（theological task）。[31]
在宣信博士的薰陶下，對於主臨近的觀念也相當強烈。他在《華南宣道消息》裡常撰文論述耶穌的再臨（His second coming）、時日無多（the time is short）等觀念，並鼓勵信徒起來傳福音。他說「神的時間很快到，所以基本的任務是在教育裝備、集中人力和資源來進行相關的事工，到未得群體裡去趕快傳主道。」[32]此外，翟牧師也學會在艱難的政情下，常存盼望和樂觀的心來等候和服事主，因為他相信，世界雖不停變動，但神仍在掌管；政情雖多變，但祈禱可得能力；惟有趕快傳揚福音到，是讓更多人得著救恩盼望的途徑。[33]

丙、「未聞」的宣教對象

宣信博士相信，大使命是要吩咐信徒到全世界被忽略的群體宣揚福音（for new and neglected area of the globe to evangelize），而這任務是關乎每個人的（the commission to individuals）。宣信博士認為，傳福音的次序應先從猶太人開始，然後延伸至萬國去。[34]宣信博士清楚指出神的心意是要拯救萬民，尤其世界上被忽略的群體（neglected class），他說：

身為栗街長老會牧師的宣信，漸漸改變了他的目標，他不再為到一間顯赫的教會更負盛名，或是會眾愈發增加而感到滿足了。聖靈內住的經歷，加上以往參與惠特爾和布利斯所領導的宣教運動，使他的生命起了革命性的變化。他不再局限於經常性的傳道工作，他更需要使市內未聞福音的得聞福音，並且竭力將福音傳至海外被忽略的一群。[35]

因此，宣道會的宗旨是，只要哪裡有被忽略、未聞福音的群體，宣道會就要想辦法到那裡去。梁家麟有如此總結：

對宣道會而言，傳教地區的取捨，與這些地區對福音的反應沒有多大關連，卻與它們是否有福音傳到有直接關係；就是說，若已有相當數目的其他差會在這些地區工作，宣道會便不在別人的根基上建造。為了貫徹向未得之地傳教的理想，愈偏遠的地區，對福音反應愈差的社群，便是他們立志駐足發展的地方，這與大多數來華差會，都將資源投放在沿海省份或長江流域的做法迥異……1892年，宣信博士到中國廣州視察，這是他第二次踏足中國。他在這次行程中，得知廣西是反洋教意識最濃的地區，宣教士足跡鮮至，便決意差遣宣教士到這省分，愈是困難，愈要冒險犯難。[36]

受宣信博士影響，翟輔民牧師同樣關懷普世性的得救問題，故對於開荒佈道、搶救靈魂採取積極進取的政策。他在宣教生涯裡，並沒有以自己的角色和地位為優越，他的謙卑和委身，使不少建道聖經學校校友跟隨他的榜樣，接受差遣從事宣教的大工。翟失師在《華南宣道消息》的文章裡就常提及關注人的靈魂，[37]特別是未聞福音的地方，又鼓勵信徒要到無人見證神的地方（the Gospel witness has not been given）、偏遠未及的禾場（the far distant unreached fields）， [38]等地榮耀基督耶穌的名，讓人得著機會接受永生的福樂。

丁、「聯盟」的宣教精神

宣信博士認為差傳的目的只為宣揚福音，不應分宗派。[39]他強調宣教是效法三一真神的差傳（missio dei），「父差子，父及子差聖靈，而聖靈則繼續完成子在世的工作，指引督導地上的教會接棒作主的見證」。[40]宣信不主張個別組織單獨完成事工，認為「假若所有信主的人，或是接受全備救恩的人，組成基督徒聯會，將是何等的福氣，這可匯成巨大的力量，用以實踐美善。我們可保留現有的宗派組織，但在禱告和工作上，卻要組成一個蒙福的團契，大家同歸於一」。[41]正如他創立的宣道會，其實是由兩個聯會（Alliance）組成的，[42]分別是基督徒聯盟（Christian Alliance）與福音宣道聯盟（Evangelical Missionary Alliance）。[43]另外，宣信也留意到夥伴關係（partnership）的重要性，強調把信徒的力量聯合起來，共同策劃龐大的宣教事工。[44]所以，在他發動的宣教事業上，也接納不同宗派、國籍的人，一起承擔大使命。[45]
翟輔民牧師也採取較寬容的普世宣教策略，他期望中國人能早日自立，與西差會並駕齊驅，一同長進，[46]他甚至認為中國人應在宣教工作上作主導，自己寧為中國領袖的輔助者。[47]翟牧師懂得欣賞中國同工，時常在《華南宣道消息》撰文稱讚他們。[48]同樣地，他常鼓勵同工要認定差傳工作並非西方人專有，華人教會亦須盡力參與。[49]他認為集多人之力一起傳揚福音，自能讓更多的人有機會相信主。

戊、「信心」的宣教生活

宣信博士對於信心有兩方面的理解：既指生活上，也指屬靈上的信心。他曾經歷主耶穌的拯救、聖靈的洗禮，及神的醫治，[50]這都堅固了他對神的信心，並立志過信心的生活。[51]
翟輔民牧師深受老師的影響。翟牧師當面對經濟困難，也曾經歷中國國情嚴竣之時；[52]面對排外的呼聲時、[53]宣教士被綁架，他仍是站立得穩，渡過一次又一次的信心考驗。[54]他既認定中國為事奉對象，就無所懼怕。[55]對於神的醫治，翟牧師也深受宣信博士的薰陶，在《華南宣道消息》的年報中，分享了許多神蹟奇事，這些都在見證著神的醫治並祈禱的大能。[56]

（三）「先鋒號」退役——中華國外佈道團的結束

1941至1945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是宣教事工的停頓時期；自珍珠港事件之後，佈道團在南洋的工作隨即進入冬眠狀態。[57]當時翟輔民牧師被囚於錫江集中營，並於1945年7月29日逝世。從此佈道團的領導層陷於癱瘓狀態，團員一方面失去財政上的支援，另一方面處於群雄無首、缺乏明確指引的困境，同時更與總部失去聯絡。[58]當時各堂會尚未自立，無力供應傳道人的需要，故團員只好自力更生，一面傳道，一面耕種維生。[59]一位同工說：「我一手把鋤頭，一手捧聖經。」[60]
1945至1972年，可說是中華國外佈道團的中興時期。二次世界大戰後，林證耶牧師形容這局面為廢墟，[61]各堂會也在等候佈道團的安排，及後才知道翟牧師逝世的噩耗，頓時方寸大亂，各地的信徒已是群龍無首，各自為政。[62]待王載牧師重整佈道團時，已是一年後（1946年）的事情。[63]經歷五年動亂，佈道團在這時期可說是重頭做起，原設在香港的總部因戰事的破壞，也遷往印尼的泗水，重新部署。[64]從此，佈道團便遷移到南洋去了。
在佈道團重新振作後，各地的工作逐步再上軌道，繼而重新聯絡上之前差派的同工，包括越南的韋鬱良牧師、郭復和牧師，馬來西亞的曾道行牧師，[65]印尼地區的朱醒魂牧師、66張世英牧師、黃頌恩牧師、謝英廣牧師。[67]至於林證耶牧師，當時已不再屬於佈道團員，惟仍在華人群體中服事並建立教會。[68]這個時期的佈道團，在發展上仍很困難，因為既不能再靠賴梧州建道聖經學校的人力（差派畢業同學）和物力（經濟的援助）的支持，[69]更失去了一位有感染力、有宣教洞見的領袖—翟輔民牧師。[70]加上二次大戰過後，佈道團與宣道會不復有直接關連，故佈道團以往所結的果子，都成為各地方的自立教會。[71]所以這時期的佈道團在沒有資金和新力軍下，[72]只能集中資源發展某區的事工，[73]並努力守著前人的開荒工作而已。這個中興時期可形容為佈道團守業的階段。
在這期間，佈道團在印尼群島建立大小禮拜堂共十五座，九家教會及佈道所。然而信徒多屬勞工階層，經濟力量微弱，未能負擔傳道人的生活費，團總部須協助部分津貼。[74]到1972年，在印尼政府中央宗教部基督教總署訓令下，中華國外佈道團易名為基督教會合一堂，自此佈道團和屬下的教會正式由差會轉變成宗派，在印尼成立三個不同的華人獨立教區，[75]直到今天，當地的教會仍努力自治、自養。[76]
至於馬來西亞方面，1948年佈道團調遣曾道行牧師回印尼牧會，教會得交由兩位長老負責主持，後因一些緣故，教會停辦。[77]
越南方面由韋鬱良牧師負責在佈道團沒有增加人手支援的情況下，韋牧師獨力支𨮝工作，守住前人所建立的，當地信徒仍信守真道，[78]並一直穩定發展。[79]

三、「先鋒號」的啟迪

（一）中華國外佈道團的成功榜樣

甲、憑信心踏上宣教路

中華國外佈道團是第一個向外傳福音的華人宣教組織。佈道團的先賢都憑信心走上海外宣教的路。他們知道海外宣教沒有固定薪金，也瞭解佈道團的經費來源從來沒有保證，更明白要面對種種危險，但他們不以這些表面的事情衡量事奉。像曾道行牧師，有一次他在路途上遇上意外，但他熱切禱告神，讓他完成行程，及後回到家中，始發覺自己受傷不輕，他一面以酒當油擦抹傷處，一面祈求主親自醫治，果然不久就痊愈，雖然他的一根肋骨受傷變形，但無礙事奉的路途。另一次，他給巫師下降頭，但他切切懇求上帝幫助，所以邪惡的勢力不能加害於他。[80]
早期的佈道團宣教士，每到一處都謙卑地與當地人接觸，願意與他們共同生活，甚至要吃有毒的食物，[81]但他們甘心樂意的事奉，見證神的信實與偉大，更漸漸取得當地人信任。而宣教士自己也在宣教旅程中看見神醫治人的手、愛護人的心、憐憫人的話，及得嘗豐富的筵席。

乙、專一服事，深愛靈魂

翟輔民牧師的經歷，是很好的明證。他專一服事華人教會，培育華人領袖，領導華人教會的海外宣教事業。若非佈道團的宣教士竭力忠心的服事，越南、印尼群島教會恐怕難以穩定增長。

丙、言行一致，延續使命

佈道團的使命是要到南洋一帶傳揚福音，成員也許沒有豐厚的神學知識或牧養經驗，然而他們有的是充滿使命感的心腸。他們的神學是實用性的，就是以行動和生活實踐宣教神學的精要，活出言行一致的生命榜樣，就是宣教果效的關鍵。

（二）中華國外佈道團的不足之處

甲、仗賴一人領導

翟輔民牧師是一佈道團的靈魂人物，他不但是發起人、策劃人、執行人、財政司，更是宣教士。然而，由於過於依賴他個人的魅力和能力，所以當他逝世後，沒有人能繼續為佈道團掌舵，佈道團的發展就逐漸式微了。對於曾與翟牧師並肩同行的華人宣教士來說，他們不單失去一位極有雄心和計劃的領袖，更失去極有籌款能力的財政大臣。一個組織同時失去在行政與財政上都極優秀的人員，實在難以繼續發展，可見過於仗賴一人領導，可能帶來人亡政毀的危機。

乙、缺乏後方支援

在林證耶牧師的《蓬島闢荒記》一書，充分描述了缺乏支援的危機。[82]最初，翟牧師欲得美國總會認同推行這異象，於是把中國廣西梧州聖經學校的資源，轉移為佈道團唯一的後方支援。[83]然而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學校在短時間內不能再成為佈道團的支援，在缺乏後方支援的情況下，佈道團往後的發展空間，受到很大的限制。

丙、缺乏宗派合作

雖然佈道團是中西同工合作的成果，然而佈道團的內部精神，未能伸延向外與其他宣教夥伴合作。佈道團的同工林證耶和練光臨，曾嘗試與一名西教士在宣教工場合作，但因兩者皆沒跨文化合作的經驗和訓練，最終各自為政。[84]從這次失敗的經驗可見，語言阻隔、文化差異等，都是合作的重大障礙。另一方面，佈道團既然是第一間差派華人宣教士到外地宣教的組織，則當時華人教會的宣教意識必然仍薄弱的年代，而其他西方宗派教會或宣教組織，也未能與華人宣教士有良好的溝通。因此，當佈道團遇上困難時，難以得到合適和合時的支援。

四、結語

中華國外佈道團是華人宣教事業的先鋒，她不僅帶動華人承擔海外宣教的大使命，還成功走訪東南亞一帶的各城各鄉，傳揚福音，建立教會。然而，隨著一代英雄的離逝，宣教的職事在中國遼闊的黃土地上失落了。到今天，因為受著國內宗教政策的影響，恐怕難以再在中國這片地上尋找一支向外宣教的隊伍；但反過來說，這又更突顯中華國外佈道團過往在中國的成功。但願今日的華人教會和宣教組織，從這個既成功、又失敗的經驗中學到了功課，繼承前賢的心志，為天國、為普世福音事工努力，勇敢邁前。

【注釋】

[1]	陳潤棠：《華人教會新突破》（香港：世界華人福音聯絡中心，1998），頁9。筆者以這本著作為本文歷史部分的參考本。就如麥希真牧師在〈代序〉中提及：「中華國外佈道團的成立是華人教會在普世差傳事工的新突破，是前無古人的新事，值得永遠地名留史冊。」
[2]	《華福代禱手冊》，2003年8月，活頁資料，頁5。在本文中華國外佈道團（Chinese Foreign Missionary Union）簡稱佈道團。
[3]	翟輔民牧師畢生推動並扶助華人信徒履踐宣教使命，堪稱華人宣教士之父。參梁家麟：《建道神學院百年史》（香港：建道神學院，1998），頁22，378。另參林證耶：《翟輔民傳》（香港：宣道出版社，1981），頁24。
[4]	梁家麟：《建道神學院百年史》，頁86。翟輔民牧師把各區的宣教工作報告和消息刊登在《華南宣道消息》（South China Alliance Tidings）上。
[5]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South China Alliance Mission, July, 1930," South China Alliance Tidings 25:4（August 1930）: 6-7.
[6]	曾道行：《震撼—福音初到巴厘》（香港：宣道出版社，1981），頁27。
[7]	"Pastor S. W. Chue（朱醒魂）was our pioneer Chinese missionary to Saigon, French Indo-China. He has been eight years in the work there, and now the Lord is further honouring him by sending him as the first Chinese worker of the Alliance to this new and promising field of the Dutch East Indies." "Our Chinese Work in the Dutch East Indies," South China Alliance Tidings 22:7（December 1928）: 10.
[8]	「翟牧師在巡視南洋群島後，在歸途的一個晚上，他夢見自己雙手染滿了鮮血，叫他甚為驚疑。神乃啟示他這其中的道理：如果他親眼看見到了南洋群島人們靈魂的飢渴而不加援手，則這千萬人靈魂的喪亡，他們的血必歸在他的身上。於是，他回到中國後，不敢緘默，他要發動這個拯救南洋的工作。同時他覺得南洋這個廣大的工場應該屬於中國教會的。」摘自林證耶：《蓬島闢荒記》（香港：宣道出版社，1954），頁56。
[9]	Robert A. Jaffray, "Report of the South China Conference of C&MA, 1928," South China Alliance Tidings 23:3（May 1929）: 3. 梁家麟：《建道神學院百年史》，頁88。
[10]	羅腓力：《宣道與中華》（香港：宣道出版社，1997），頁186。
[11]	總會不予以支持的原因，很大程度是因為當時的美國正面臨大蕭條的恐慌。參羅拔尼告洛著，許雲嫻、文逢參譯：《全然為主》（香港：宣道出版社，1988），頁247、252。
[12]	曾道行牧師記述翟輔民牧師號召國內幾位名牧回應上帝的呼召，負起將福音傳到印尼群島的責任，因此，印尼之加裏曼丹（Kalimantan）、南蘇拉威西（Sulawesi）、邦加（Bangka）、勿裏洞（Belitung）、巴厘（Bali）、松巴哇（sumbawa）和龍目（Lombok）等島均劃為該團的傳教地區。參曾道行：《震撼》，頁28～29。
[13]	翟輔民牧師邀請王載牧師出任團長一職幾經波折，可謂三顧草蘆。有關詳情可參看梁家麟：《建道神學院百年史》，頁88～89及林證耶：《翟輔民傳》，頁92。
[14]	翟牧師曾說：「這是中華教會的一件新事業，應由中國人自己去負責，不過神既感動我來發動這件事業，我只好參加幫忙，可不是麼？他幽默地說：『我的名字叫輔民，我只可站在輔助的地位上，差派中國的人民出去。』」林証耶：《翟輔民傳》，頁59。
[15]	梁家麟：《建道神學院百年史》，頁89。
[16]	Robert A. Jaffray, "Report of the South China Conference of C&MA, 1929," South China Alliance Tidings 24:1（February 1930）: 8-9.
[17]	羅腓力：《宣道與中華》，頁187。另可參看林証耶：《蓬島闢荒記》，頁64～65。林氏著作附錄一篇文章（吳濟華宣教士，1937年發表）曾如此說：「中華國外佈道團現在正遇著一個關鍵，雖然與美國宣道會合作，但她並不是宣道會的附屬團體，所以沒有一點經濟幫助是從美國總會來的。中國教會的信徒，又是很慢的響應這種工作，更加上世界的不景氣，疾病痛苦，使外國平常樂意捐輸的，也迫不得已而減少，甚或取消捐款了。因此，這一班中國宣教士，每月亦不過薪水的五成。但感謝讚美神！無一發怨言者。此即表明他們的真價值。」另參梁家麟：《建道神學院百年史》，頁125，也記載到三十年代，全球經濟不景氣的情況。
[18]	Robert A. Jaffray, "A Cry from the Other Shore," South China Alliance Tidings 23:2（April 1929）: 17.
[19]	梁家麟：《建道神學院百年史》，頁125～126記載鮑哲慶在1936年曾報導：「中華國外佈道團於1930年由翟輔民牧師發起，初在法屬安南（即越南）、美屬菲律賓、荷屬東印度群島（即印尼）等處佈道。現已開拓至西利伯斯、婆羅洲、峇厘龍、目松、檳枷、墨黑洞等島，數年以來，總計華僑馬來山番等歸主得救者，不下三千之眾。南洋方面已有萬餘人得救，此外安南、菲律賓兩處，去年底又結了數百佳果，且已成立自立自養之教會。」
[20]	林證耶：《翟輔民傳》，頁121～122。
[21]	羅腓力：《宣道與中華》，頁184；及劉福群：《十架與冠冕》（香港：宣道出版社，1979），頁69。
[22]	林證耶：《翟輔民傳》，頁30。
[23]	林證耶：《翟輔民傳》，頁30。
[24]	有關詳細的核心信念的內容，可參看宣信著，華密譯：《先賢之信—四重福音》（香港：宣道出版社，1987）；及T.V. Thomas and Ken Draper, "A. B. Simpson and World Evangelization," in The Birth of a Vision: Essay on Ministry and Thought of Albert B. Simpson, ed. David F. Hartzfeld and Charles W. Nienkirchen（Regina: CTS, 1986）, 201-204。
[25]	Thomas and Draper. "A. B. Simpson and World Evangelization," 199.
[26]	Franklin Arthur Pyles, "The Missionary Eschatology of A.B. Simpson," in The Birth of a Vision: Essay on Ministry and Thought of Albert B. Simpson, ed. David F. Hartzfeld and Charles W. Nienkirchen（Regina: CTS, 1986）, 42.
[27]	Thomas and Draper, "A. B. Simpson and World Evangelization," 200.
[28]	Pyles, "The Missionary Eschatology of A.B. Simpson," 35, 42；林證耶：《翟輔民傳》，頁34～35。
[29]	Robert A. Jaffray, "Of First Importance," South China Alliance Tidings 22:1（February 1928）: 11；林證耶：《翟輔民傳》，頁120，134。
[30]	Thomas and Draper, "A. B. Simpson and World Evangelization," 199-200.
[31]	Pyles, "The Missionary Eschatology of A.B. Simpson," 42.
[32]	Robert A. Jaffray, "The Annual Report: The South China Mission of the C&MA, 1926." South China Alliance Tidings 21:2（June 1927）: 3.
[33]	Robert A. Jaffray, "The Annual Report: The South China Mission of the C&MA, 1925." South China Alliance Tidings 20:2（1926）: 3.
[34]	Thomas and Draper, "A. B. Simpson and World Evangelization," 205.
[35]	羅拔尼告洛：《全然為主》，頁34，58。宣信認為「除了富有的會眾外，教會還要關顧貧苦的、沒有在教會聚會的群眾」。參羅拔尼告洛：《全然為主》，頁 37。對於貧窮的理解及宣信的實踐理念，可參看 Pyles, "The Missionary Eschatology of A.B. Simpson," 40.
[36]	梁家麟：《建道神學院百年史》，頁14～15。另外，也可參看Paul L. King, "Early Alliance Missions in China," in The Birth of A Vision: Essay on Ministry and Thought of Albert B. Simpson, ed. David F. Hartzfeld and Charles W. Nienkirchen, 261-64。該作者指出，宣信要到未聞福音的地帶，中國的中心地帶—華中地區，便成為他的宣教地點。
[37]	"What contrast to see the Christian die in peace and be with Christ and to see a poor unsaved heathen soul go out into the awful darkness of the unknown future." Robert A. Jaffray, "China's Turmoil," South China Alliance Tidings 21:3（November 1927）: 4. "I have a deep burden for China's four hundred million souls. It has been my joy to have more than thirty years of my life to His service in China." Robert A. Jaffray, "Of First Importance," South China Alliance Tidings 22:1（February 1928）: 10. 另可參看Robert A. Jaffray, "His Loving Kindness and Tender Mercy," South China Alliance Tidings 18:4（1924）: 3, 9, 10.
[38]	Robert A. Jaffray, "The Annual Report: The South China Mission of the C&MA, 1926," South China Alliance Tidings 21:2（June 1927）: 3, 10。另也可參看Jaffray, "Of First Importance," South China Alliance Tidings 22:1（February 1928）: 10-11. "1934," South China Alliance Tidings 22:7（1928）: 7. "Other Cities Also," South China Alliance Tidings 23:3（1929）: 11. "Re-Tiring, Not Retiring," South China Alliance Tidings 25:1（February 1931）: 4.
[39]	宣道會原非一宗派，乃是由兩個聯會組合而成，詳見下文。
[40]	Yee Chong Wan, "History of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Partnerships in China and Hong Kong,"（D.Min. diss., Western Seminary, 2002）, 15。另參看 Thomas and Ken, "A. B. Simpson and World Evangelization," 200.
[41]	羅拔尼告洛：《全然為主》，頁110。
[42]	梁家麟：《建道神學院百年史》，頁12。另參看Thomas and Ken, "A. B. Simpson and World Evangelization," 212。作者寫道："Alliance means is in fact, a worldwide alliance of Christian individuals and congregations working to build Christ's Church."
[43]	兩個聯會組織在1887年分別成立。有關基督徒聯會的內容可參看羅拔尼告洛：《全然為主》，頁124。有關福音宣道聯會的的會章可參看羅拔尼告洛：《全然為主》，頁121～122，129。兩聯會在1897年合併。參看羅拔尼告洛：《全然為主》，頁152～153。
[44]	從兩次古果園宣教營會，可見宣信博士之著重合作模式。參看羅拔尼告洛：《全然為主》，頁120～127。
[45]	宣道會曾與瑞士志願宣教士合作到中國宣教。參看羅拔尼告洛：《全然為主》，頁160～161。
[46]	Robert A. Jaffray, "Report of the South China Conference of C&MA, 1929," South China Alliance Tidings 24:1（February 1930）: 2-3; 林證耶：《翟輔民傳》，頁50～51。
[47]	"It is a mistake for us to speak of them as Chinese helpers . We are rather their helpers, " Robert A. Jaffray, "Report of the South China Conference of C&MA, 1925," South China Alliance Tidings 20:2（1926）: 11.
[48]	"Report of The South China Mission of the C&MA, 1920," South China Alliance Tidings 15:3-4（May-August 1921）: 18。另外參看"The Annual Report : The South China Mission of the C&MA, 1926," South China Alliance Tidings 21:2（June 1927）: 6.
[49]	Robert A. Jaffray. "The Annual Report - The South China Mission of the C&MA, 1926." South China Alliance Tidings 21:2（June 1927）: 2,7. "Report of the South China Conference of C&MA, 1925," South China Alliance Tidings 20:2（1926）: 11. "China's Turmoil," South China Alliance Tidings 21:3（November 1927）: 5. "A Cry from the Other Shore," South China Alliance Tidings 23:2（April 1929）: 3, 5, 6, 14. "Reports of the South China Conference of C&MA, 1924," South China Alliance Tidings 19:2（1925）: 1；羅腓力：《宣道與中華》，頁186。
[50]	羅拔尼告洛：《全然為主》，頁28～30, 47, 66～67。
[51]	「宣信沒有支薪，他未來的傳道生涯也是如此。他寧願信靠神為他預備日常食用，自己亦盡量負擔生活所需，例如他後來變賣自己的舊書。而教會最初幾個月的支出，他就只得自掏腰包。」羅拔尼告洛：《全然為主》，頁98。「宣信博士對應付家庭開支的信心，是基於雅各書『信心沒有行為』是死的的教導。他大部分收入都是來自教會以外的工作。」羅拔尼告洛：《全然為主》，頁201。
[52]	Robert A. Jaffray, "The Annual Report: The South China Mission of the C&MA, 1926," South China Alliance Tidings 21:2（June 1927）: 4.
[53]	Robert A. Jaffray, "China's Turmoil," South China Alliance Tidings 21:3（November 1927）: 3.
[54]	Robert A. Jaffray, "The Annual Report: The South China Mission of the C&MA, 1926," South China Alliance Tidings 21:2（June 1927）: 5.
[55]	Robert A. Jaffray, "China's Turmoil," South China Alliance Tidings 21:3（November 1927）: 5.
[56]	Robert A. Jaffray, "The Annual Report: The South China Mission of the C&MA, 1924," South China Alliance Tidings 19:2（1925）: 11-12. Robert A. Jaffray, "The Annual Report: The South China Mission of the C&MA, 1925," South China Alliance Tidings 20:2（1926）: 13-15.
[57]	林證耶：《蓬島闢荒記》，頁139。
[58]	當時傳道人每失去總部支援生活困難，例子如「第二次世界大戰斷絕了張世英牧師全家一切外來的經濟援助，困在山區內，真是山窮水盡。」陳潤棠：《華人教會新突破》，頁82。
[59]	梁家麟：《建道神學院百年史》，頁126。另可參看林證耶：《蓬島闢荒記》，頁142～150。當中林牧師自述在日軍襲擊期間的生活情況，可見當時局面的艱難，事工癱瘓的程度。
[60]	羅腓力：《宣道與中華》，頁188。
[61]	林證耶：《蓬島闢荒記》，頁156，158～159。另可見注62，63。「……後來我從李先生的來信得悉錫江方面的消息，他說『教會雖然已恢復工作，但仍混亂，同工暫時兼營小賣維持生活。可是我曾數次去信，而竟得不到同工們隻字的回報。』」林證耶：《蓬島闢荒記》，頁158。
[62]	林證耶曾表示：「……我立刻發了好幾封信到錫江去，等了良久，教會和友人均無回音。隨後才從一位信主的弟兄懷領事的書信文中獲得了一個噩耗，原來翟輔民牧師已在集中營中去世。是的，翟牧師已撒手歸天了，從此，整個中華國外佈道團都疲憊下來，在廢墟上喘氣。」林證耶：《蓬島闢荒記》，頁156。
[63]	林證耶牧師對團長王載牧師有以下的記述：「……再過幾個月以後，團長王載博士，到了錫江，他著手從新收拾舊山河，以期重整旗鼓，恢復故業。這番工作，簡直是在廢墟上再行興建大廈，除舊更新，頗為不易。但王載先生為了紀念先賢之苦心經營，而顧惜此番事業，故不避艱辛，再接再勵。」林證耶：《蓬島闢荒記》，頁 159。
[64]	陳潤棠：《華人教會新突破》，頁20～21。
[65]	陳潤棠：《華人教會新突破》，頁21。
[66]	參看朱建磯牧師的分享：「印尼獨立後，1947年父親（朱醒魂牧師）受派前往他拉根開拓教會，在他拉根工作至1959年，並建設了禮拜堂。」陳潤棠：《華人教會新突破》，頁53。
[67]	陳潤棠：《華人教會新突破》，頁83, 120, 149。
[68]	林證耶：《蓬島闢荒記》，頁159。
[69]	有關戰後的宣道會在中國的情況，可參看梁家麟：《建道神學院百年史》，頁131。另參劉福群：《十架與冠冕》，頁93～110，劉牧師記述在戰亂中的建道聖經學校的艱難片段。
[70]	翟牧師在宣教事業上的貢獻莫大，可參看陳潤棠。頁126～146。林證耶：《翟輔民傳》，頁120～121。
[71]	梁家麟：《華人宣道會百年史》（香港: 建道神學院，1998），頁140。
[72]	沒有新力軍的主要原因是印尼政府關閉外僑入境傳教的活動：「一九五一年的畢業同學因讀了我在某報發表的一篇論文……全體二十人聯名致我一信，說要到印尼作工，請我代行申請入境。但我進行申請經過大半年，印尼移民廳才批准一男一女入境。而那兩位同學早因不能久候而轉到越南去了，結果連一個也沒到印尼去……。」林證耶：《蓬島闢荒記》，頁227。
[73]	「朱醒魂牧師在1947年受派前往他拉根開拓教會，在他拉根工作至1959年，並建設了禮拜堂。」陳潤棠：《華人教會新突破》，頁53；「在1957年，中華國外佈道團差派繆漢基傳道到楠榜開設佈道所。」陳潤棠：《華人教會新突破》，頁184。
[74]	陳潤棠：《華人教會新突破》，頁21。
[75]	梁家麟：《建道神學院百年史》，頁126；陳潤棠：《華人教會新突破》，頁22。
[76]	陳潤棠：《華人教會新突破》，頁165～247。
[77]	有關馬來西亞教區的詳情，請參看陳潤棠：《華人教會新突破》，頁250～251。在文中，作者總結出：「一九五三年後立卑教會全無消息，原來鄧茂鑑長老已移民美國，關崇禮長老亦他去，故教會無人負責，慢慢的消失了。」
[78]	越南的教會概況（1929～1997）可參看陳潤棠：《華人教會新突破》，頁156～164。在文中的末段作者如此總結：「越南教會自翟牧師來越展開向越人佈道後，工作亦大蒙主恩，現全南北越宣道會有一百多家教會，信徒人數約三十萬人。」
[79]	在這裡得補充，雖然佈道團沒有調派人手，但是，建道神學院仍鼓勵畢業生從事宣教工作。在1951年畢業同學中，有四人願意前往越南：簡國慶、曾蕙蘭、羅腓力、蔡援坤。參梁家麟：《建道神學院百年史》，頁173。
[80]	曾道行：《震撼》，頁50～52。
[81]	「在各個村落的佈道工作中，仇敵卻是不停地攻擊：撒但利用異教徒來搞擾，又藉不肯受教者下毒謀害林氏（林證耶牧師）。但神一一保守，有一次林氏吃了毒雞卻安然無恙，見證了神的信實。」陳潤棠：《華人教會新突破》，頁64。
[82]	林證耶：《蓬島闢荒記》，頁130。
[83]	建道聖經學校不過給予佈道團人手方面的支援，學校本身未有獨立的經濟能力，其經濟來源也是借助美國宣道會總會的支持，所以這是一個不健全的支援系統。嚴格來說，佈道團其實並沒有後方支援。
[84]	林證耶：《蓬島闢荒記》，頁80。

《環球華人宣教學期刊》第一期，2005。
（原載於《教牧期刊》第16期（2004年5月）；已蒙建道神學院允准轉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