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音普傳 02

從《使徒行傳》中的猶太僑胞看「本地宣教」

鄧偉文 ─ 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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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全球化」談起

「全球化」是一個近年常聽見的名詞,它的促成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交通日益發達,傳播科技日新月異,加上跨國企業的崛起,使到貿易、資本、貨物、人口等在全球下有更頻繁的交流。在這現象下,吸引了很多學者去研究,有的認為這個世界會趨向「同質化」(homogenization),如「麥當奴化」(McDonaldization) (Ritzer 1993)、「迪士尼化」(Disneyization) (Bryman 1999)等等,隨之而來的便是「本土化」(indigenization)。有的則相反,認為這些頻繁的交流會使這個世界變得更加複雜,並不是簡單及單向的「同質化」或「本土化」,其中Arjun Appadurai (1990)便持這樣的觀點,他提出全球「斷裂」(disjuncture)的現象,並從五個面向引證:族群圖景(ethnoscape)、媒介圖景(mediascape)、科技圖景(technoscape)、金融圖景(finanscape)及意識圖景(ideoscape),在特定的環境下,不同的文化元素在這五種圖景中相互交錯,最後構成一個多元的想像世界。

香港是一個推崇及奉行自由經濟主義的地方,薈萃及交流著全球的文化,這種「斷裂」的狀態不單止在經濟市場,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也隨處可見。以尖沙嘴的「重慶大廈」為例,單是幾幢樓宇,裡面每晚便有著4,000多位來自120多個不同國家的人(Sinclair 1997),他們有的是旅遊,有的是經營生意,有的是尋求政治庇護。於重慶大廈內,我便曾經有這樣的經驗:透過在志願機構教授英文,認識了一位肯亞人,有一次跟他及他來自格魯吉亞的朋友在重慶大廈內一間的印度餐廳吃午膳,席間大家一起談著重慶大廈內尼泊爾人的故事。對我來說,一個香港人跟一個非洲人及歐洲人在印度餐廳用英語談著香港尼泊爾人的故事,並不盡是「全球化」(例:英語交談),或是「本土化」(例:外國人在尖沙嘴重慶大廈),而是Appadurai所謂的「斷裂」狀態。

在這種「斷裂」狀態之下,實在不能再用傳統的「民族性」(national character)—同一民族的人有著同一種的文化—來理解來自不同地方和國家的人,因為這些海外人士在主流社會(host society)面對著很多不同的契機,他們在這些契機中重新建構著他們的身份,這是一個複雜及流動的過程。

站在基督教信仰立場來說,這絕對是一個福音的契機,因為過去那種傳統的「民族性」的觀念在全球化的社會中已受到挑戰,信奉猶太教、伊斯蘭教、錫克教、印度教或者其他宗教的信徒在全球化之下也有機會接觸基督教信仰,過去牢牢不可改變的信仰,現在變成一種「可能」。於這種情形之下,很多全球化的城市也興起一種新的傳福音方式——「本地宣教」,意思即是在一個宗教自由的環境裡,向一些來自海外的人士傳揚福音,而且,盼望他們信主以後,會將福音帶給其他的僑胞,或是回國時,將福音一併帶回,與家國同胞分享,尤其在一些封閉保守的國家。

 

從《使徒行傳》看「本地宣教」

那麼,在聖經中,有「本地宣教」的例子嗎?有的,尤其猶太人是一個經歷「大流散」(Diaspora)的民族(Wagner 2000)。

於主前722年,亞述王戰敗以色列國,撒瑪利亞的猶太人給帶到亞述(列下17:6)。然後,於主前586年,巴比倫王戰敗猶大國,將一些猶太人從耶路撒冷帶走(列下25:11)。其後,於主前63年,羅馬大將軍龐培攻陷耶路撒冷,並將部份猶太人擄去羅馬作奴隸。除了因戰敗而被迫遷徙以外,有些猶太人也因著商業、貿易等遷離巴勒斯坦。就是在這些歷史因素之下,形成「大流散」的現象,據估計,於新約時代,猶太僑胞——遷離家鄉巴勒斯坦而移居外地的猶太人——便有三百萬至五百萬人之多。

猶太僑胞在《使徒行傳》中被稱為「說希臘話的猶太人」(徒6:1),宗教上,他們原本信奉猶太教,並於會堂聚會;文化及語言上,他們一方面受到僑居地的文化影響,操當地語言,另一方面也受到經商文化的影響,操希臘話,至於希伯來的猶太人所說的亞蘭文,很可能只是他們的第二語言。

這些猶太僑胞於特別的猶太節日,如逾越節,會回到耶路撒冷朝聖,大概有100,000 – 200,000人。另外,有些猶太僑胞會因為退休生活或是盼望彌賽亞的降臨回到耶路撒冷定居。這些在耶路撒冷的猶太僑胞就是在一個特別的節日——五旬節,聖靈降臨之下,很多信了主(徒2),其中司提反、腓利、巴拿巴便是一些例子(他們的名字都是希臘人的名字,故此相信他們是猶太僑胞)。

後來,司提反在民間行神蹟奇事,不被當地猶太僑胞所接納(徒6:9),最終被公會捉拿,為神殉道。自司提反事件之後,很多相信耶穌的猶太僑胞也給趕離耶路撒冷(徒8:1)。當他們四散的時候,他們走到腓尼基、居比路和安提阿,並向當地的猶太僑胞傳福音,由於主與他們同在,很多當地的猶太僑胞也信了主(徒11:19-21)。

換言之,猶太僑胞因著宗教或生活離開居住的地方,去到耶路撒冷,並且信了主,他們首先向耶路撒冷其他未信主的猶太僑胞傳福音(如司提反),後來,因為宗教迫害,被迫四散,回到居住的地方(如巴拿巴回到居比路),或是去到其他猶太僑胞的僑居地(如巴拿巴去到安提阿和以哥念),進到當地會堂,繼續向猶太僑胞傳福音。

今天,很多人也因著旅遊、經濟、政治、生活等不同的原因來到香港,假若他們在香港信了主,情形很可能就像使徒時代的猶太僑胞一樣,一方面跟香港其他同族的僑胞傳福音,另一方面隨著全球流動,與居住在不同地方的同族僑胞,或是在家國的同胞繼續傳福音。

本人認識一名尼泊爾青年人,他在香港透過香港基督徒朋友認識了主,其後,他積極地向他的香港尼泊爾朋友傳福音。後來,當他回到尼泊爾探親時,他也積極地向他的親戚傳福音。最近,他的家庭移居英國,同樣地,在英國他也積極地跟他在當地認識的尼泊爾朋友傳福音,對我來說,這名尼泊爾青年人就是「本地宣教」的一個最佳例子。

 

「本地宣教」的利弊

「本地宣教」最重要的地方就是能掌握全球化「斷裂」狀態下帶來的福音契機,使過去認為難以接觸的群體也有接觸福音的機會。再者,一個本地人向一個來自海外的人士傳福音,或是日後這名僑胞跟他的同族僑胞或是家國同胞傳福音,也只是同文化(E1)或近文化(E2)的接觸,並不像傳統宣教士般需要經歷跨越異文化的接觸(E3)。不過,事情總有兩面,契機的背後總隱含著一些危機,正如前所述,在「斷裂」狀態下,一切文化都是流動及不穩定,福音也不例外,在個人身上會難以紥根,隨著全球文化流動,信仰會處處受到挑戰。故此,在這「斷裂」狀態之下,實在需要一個廣泛的基督教資源網絡來支持整個「本地宣教」的事工,使到福音在不同族群的人身上也能紥根,令更多不同族群的人信主。

 

 

參考書目

Appadurai, Arjun. 1990. “Disjuncture and Difference in the Global Cultural Economy.” Public Culture 2(2): 1-24.

Bryman, Alan. 1999. “The Disneyization of society.”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47(1): 25-47.

Ritzer, George. 1993. The Mcdonaldization of Society: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hanging Character of Contemporary Social Life. Thousand Oaks, Calif: Pine Forge Press.

Sinclair, Kevin. 2007. “Kevin Sinclair's Hong Kong.” City,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5 July, p. CITY2.

Wagner, Peter. 2000. Acts of the Holy Spirit. Ventura, CA: Regal.


《環球華人宣教學期刊》第十二期,2008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