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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及我的宣教夢,或許不能不從我近年重拾書本修讀「人類學」(Anthropology)說起。
在主的恩典中,從2003年至2005年間,我得以一面在牛頭角浸信會牧會和在香港浸信會神學院事奉,另一面則在中文大學人類學系以兼讀方式修讀「人類學文學碩士」(M.A. in Anthropology)。感謝主!很快兩個學年就過去了,我亦順利完成這個課程。接下來,主加添我的力量和信心,叫我願意暫時放下各個事奉崗位,並於2005年8月起繼續學業,用兩年時間來完成另一個研究式的碩士學位,就是「人類學哲學碩士」(M. Phil. in Anthropology)。感謝主恩手帶領,現今第一個學年已經完成,而暑假的「田野調查」(Fieldwork)亦剛剛結束。此刻我正著手整理手上的資料,並盼望能基於這些「文化資料」(Cultural Data),在往後的另一學年完成撰寫我的畢業論文「在香港宗教環境下的族群身份認同:以九龍城潮語浸信會及其會友為例」(Ethnic Identity in a Hong Kong Religious Setting: The Kowloon City Swatow Baptist Church and Its Members)。
相信許多傳道同工都想知道,為何我這位年紀並不算太年輕、牧養經驗又已超過二十年的牧者,竟甘願在人生路上作出如此巨大的改變呢?答案其實也不複雜─一切都是為了推進華人宣教工作,並且不妨從自己做起,多吸收這方面的學問和知識吧!
華人教會與人類學
既說修讀「人類學」,就讓我先略說人類學對宣教的好處。「宣教」是什麼?「宣教」是神的子民帶著使命感,把福音信息傳到普世不同的族群和文化中間,並勸勉那地方的人悔改信主,從而可建立起一個有神國生命特質的「門徒群體」。基於這種理解,個人認為人類學就正好成為一門能幫助教會推動宣教事工的學問了!為什麼呢?因為人類學的本質很大程度是探討文化及族群上的種種問題,並且更是採用一種「跨文化」的角度,可擴闊我們的視野和接觸層面;是以我們就不應該錯過它的應用性了!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談及人類學與宣教的關係,大家不妨可去參閱[1],在本文中我則不再贅言。我盼望這篇文章所分享的,較多是我的個人經歷、感受和心聲。
就個人所知,過去華人教會認識「人類學」不多,更遑論曉得它對福音事工的好處。然而,我相信,隨著近十多年來華人教會對普世宣教事工的積極參與和開拓,我們應當更多關注這門學科。為什麼呢?或許與「宣教」意義相近的「差傳」二字可給予我們一些啟迪。
當我們說「華人教會一向有參與『差傳事工』」時,這句話其實表達了華人教會既有「差者」角色,也有「傳者」角色。一般而言,「差者」的重點在於堂會怎樣培育教會的宣教人才、並如何有效地運用各種資源,去支援前線的宣教士。至於「傳者」,則是強調差會及宣教士會怎樣在世界各地不同的福音戰線上為基督贏得更多人,歸在主的名下。二者關係密切、互相補充。惟我們必須留意一件事,就是「差者」較多是處身在「同文化」的氛圍中,但「傳者」就很不同了;他們絕大多數都是落在一種「近文化」或「異文化」的環境裏,並且也需要努力跨越種種文化、族群及宗教等的障礙,才能讓福音完整無缺地傳揚開去。一直以來,華人教會中的「傳者」多關注這「跨文化」的元素,這誠然是正確的。然退一步來說,今天「差者」也不宜忽略這一層面的理解。否則,他們怎能更體諒地與遠方的「傳者」同心同行,好使後者得在異地逐漸建立起主的工作呢?這樣看來,幫助「差者」與「傳者」同心手去突破這些文化與族群的隔膜就是刻不容緩的事了!而「人類學」,特別是「文化人類學」,就正好扮演著「橋樑」的角色,幫助華人教會正視此等問題,從而使教會得以帶著基督的愛和福音,通往到各民各族那裡去。
那麼,當今華人教會已注意到這種需要嗎?也許頗有不足!讓我舉一實例來說明。我曾閱讀過一篇文章,名為「初探香港教會與內地教會交流時所出現的文化差異:以香港浸信宗教會與廣東省三自(鄉鎮)教會為例」[2],它正是從人類學角度(即社會、文化角度)去探討問題。它指出了,原來香港教會與內地教會在以下六方面的生活範疇是有文化差異的:(1)飲食(2)用語(3)待人(4)行政治事(5)錢財管理(6)政治;是以香港教會每當從事這類「差傳」事工時,必須留意及克服種種文化及族群障礙,才能收到最大的福音果效。這種研究進路,反映著「知己知彼」的理念,實對華人教會的差傳工作之推展大有幫助。可惜今天我們並不常見這類文章發表,也不習慣於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來思考教會的宣教問題。我想這是今天華人教會的欠缺,也因此引發我一個期待,就是盼望將來有更多華人基督徒,投身於人類學的研究行列中,從而得到亮光,以幫助華人教會有效地推進各種宣教工作。我所說的「宣教夢」,也就是指這方面而言。
在知識上的長進
回頭再說,過去三年,我在人類學的學習上獲益良多,真的發現其中的知識,也可應用在差傳事工這方面。舉例說,我曾撰寫萬餘字圖文並茂的論文「蒙古烏蘭巴托華人社群的文化與生活──一個初步的描述與檢視」,它對於一些前往蒙古短宣的弟兄姊妹有所幫助,亦因此成了他們起行前須閱讀的資料。此外,我也曾參閱很多西方人類學者的研究寫作,寫成另一篇論文「泰北山區族群歸信更正教的原因」(“Factors Contributing to the Conversion to Protestant Christianity of the Hill Peoples in Northern Thailand”)。在搜集資料的過程中,使我深感驚訝的,就是原來有很多西方人類學者及其他各國人類學者,早就對泰北少數民族做了大量研究。我想到,今日華人教會在泰北少數民族中間也有很多宣教工作,但他們究竟有沒有參考過這些學者的研究成果,以促進福音事工的深化和發展呢?我又夢想一下,如果有很多華人基督徒人類學者願意在泰北各少數族群中間生活及研究,相信他們所得的亮光和體驗,定能對這地方的宣教工作帶來莫大的裨益!
是的,把「人類學」應用在跨文化的處境上,是最容易突顯其價值和功能;上文我已不厭其煩地多番述說。不過,人類學對教會的幫助,其實並不僅限於差傳的範疇上,它對本地教會的佈道和牧養工作方面,也同樣會提供有用的知識和另一角度的反思。我願意再臚列出一些我寫過的論文的題目,相信大家省覽後就可揣摩到我的意思:
*「對香港『犯太歲』觀念與實踐的一個概略研究」
*「全球化及香港教會生活的文化省察」
*「從『文化性別』角度反思香港華人教會『女傳道』的形象、身份與角色」
*「對青衣鹽田角村客家祠堂崇拜的一些文化觀察與反思」
*「初探『鄉里族群教會』於戰後迅速在香港形成與發展的原因」
用心期待
總而言之,當現今世界愈來愈重視文化觸覺及文化間的互動交流,而華人教會今後又愈多接觸普世各地的族群和文化,我們看來就愈需要從「人類學」的知識寶庫中,汲取一些有用的資源,並經過聖經及神學的評鑑後,好大膽地應用在不同的福音處境上。固然,華人聖經學者、神學工作者及宣教學者等都是今天華人教會不可或缺的人才,但沿著剛才我所理解的,是否我們也應有一個合理的推想,就是最好看見華人基督徒人類學者人才輩出,以壯大華人教會的宣教力量呢?
或許出於我太關注這課題的緣故,近年來我發覺我認識多了一些修讀人類學的年輕肢體──有男有女;有在本港大學研讀的,也有在西方大學學習的;有一些剛準備進入大學一年級,另一些則已經成為博士課程的研究生了。這真是一件美事,為此我感謝神!深願神在往後的日子興起更多堅守基督信仰的華人基督徒人類學者。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大約半年前,我有機會在電話中與一位資深華人牧師交通。當我告訴他我正在中文大學修讀人類學時,他不僅沒有如其他肢體、同工慣常一樣,隨即追問我究竟「人類學」是什麼,反即時道出共鳴的話,指出人類學對教會使命的重要性,又表達了他對我支持的心聲。噢,何等叫人欣慰的話!是的,知音難求;但一旦道出,卻總能驅使靈程路上的「孤獨者」振作起來。為這次經歷,我衷心感謝慈愛主奇妙的帶領!
[1]這篇「人類學與宣教」一文原載於《香港浸信會神學院院訊》2004年10月號,頁7-9,後來較詳盡版本則收錄於拙著《靈風吹萬民──雙管齊下的宣教實踐》,香港:浸信會出版社,2006年,頁190-199。
[2]這篇文章載於香港浸信會神學院出版,《使命教會》第八期,2005年8月號,頁20-23。
《環球華人宣教學期刊》第十二期,2008年四月。
(原文刊於《大使命雙月刊》2006年12月號,頁5-7。蒙允轉載。作者保留本文版權。蒙作者允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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