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音普傳 02

讓福音「土生土長」—宣教模式的反思

李嘉雯小姐─中國神學研究院道學碩士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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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君士坦丁大帝把基督教由一個非法的宗教團體,變成整個羅馬帝國的國教後,教會遂成為最重要的文化承擔者。[1]基督教的神學長年受到西方文化的支配,做成一個普遍印象 — 基督教乃是西方宗教。特別是在現代第三世界的宣教界,這樣的誤解亦造成當地人對這個「泊來宗教」產生不必要的陌生感,甚至抗拒感,令到宣教士的工作更加困難。

本文目的,是探討近數十年來越發受重視的「融入文化式(inculturation)之宣教範模;並透過這個範模,表達筆者在宣教學、神學、教會及個人的一點反思。
 

(二)淺論「融入文化式」宣教範模

以往西方宣教士的策略就如一個壓倒式的殖民地擴張,把宣教士帶?西方的神學理念、治會模式和資源去到宣教工場建立教會。這樣,當地人若要接受基督教信仰的話,就要連帶將西方文代一併接受。當然,不論是天主教或更正教,都很快察覺到文化調整的必要性,於是有所謂天主教的「順應」(adaptation)(和「調適」(accommodation),及更正教的「本色化」(indigenization)宣教策略。[2] 到了十九世紀,Henry Venn和Rufus Anderson更建立了「三自—自治、自養、自傳」這個著名的宣教目標。[3] 但是,近代許多研究宣教學的學者,都質疑以上這種種宣教策略或理念,是否能達到真正的「融入文化」呢?尤其當基督教的重心已明顯地由以往的歐美國家,轉移至基督徒數目暴增的第三世界的「亞非拉」等非西方國家,基督教神學不再唯西方世界或白人神學家獨尊。二十世紀在拉丁美洲興起的「解放神學」[4]、甚至在北美的黑人教會中出現的「黑人神學」[5] 便是好例子。其實,不論是天主教的「順應」策略,還是更正教的「本色化」策略,皆不難察覺到在它們的背後,仍保留?很強的文化優越感,西方教會視這些策略是對年輕教會的一個「讓步」而已。故此並未能真正把多個世紀「封鎖」在西方框架內的福音融入第三世界的文化中。宣教只是西方教會的擴張,而並非把福音植根於當地文化之內。

即使普遍被認為是十分先進的「三自」理念,也並不保證可以建立起真正的本土化教會(Indigenous Church)。William A. Smalley便針對「三自」宣教理念作出批判性的反省。他對於以「自治、自養、自傳」三個元素去衡量那是否一間本土化教會有所保留。他提出各種理據,證明這三「自」根本不必要是本土化教會的特徵或要素,更著實懷疑連這套藉「三自」作為「本土化」目標和標準的信念,實際上都只是西方價值體系的投射而已![6] 換句話說,我們正在以一個西化的觀念去定義什麼是「本土化教會」,硬套這個「三自」公式在第三世界的年輕教會身上。

那麼,怎樣的宣教模式才能進入文化呢?借用David Bosch在Transforming Mission一書中提出的五樣基本特質來說明︰[7]

  1. 主導者不再是宣教士,而是由聖靈和本土地方群體為主導,建立一個平等的伙伴關係。

  2. 以處境化的神學為重點,而「文化」是包括了整個處境,不但在宗教層面上,更包涵社會、經濟、政治和教育等各方面。神學必須能對其獨特的文化處境作出回應。

  3. 依循「道成肉身」的原則,福音要在不同的文化並處境中,尋求重生和更新。

  4. 雙向的運作︰基督教進入文化,同時文化基督化。形成一種互動的關係。

  5. 進入文化並非單單抽取某些風俗習慣去把它們「基督化」,而是以整全的角度去了解文化,福音和文化要有全面性的接觸,從而產生出由內而外的更新。

另外,在1978 年的洛桑會議 ( The Lausanne Committee for World Evangelization )所出的Willowbank報告中,提出「動力同等」模式 ( The dynamic equivalence model ),其目標也是要尋求一種以本土文化的形式去表達基督教信仰的方法,期望不再以西方的信仰模式生硬地套入年輕教會,容讓他們自行發展對應其處境和文化的神學思想、信仰生活、教會建構和崇拜模式等等。[8]  

三種反思

在宣教學上的反思

若要把福音融入不同的文化,宣教士本身的心態可說是此宣教策略成敗之關鍵。當宣教士去到另一個文化的地方時,他從小所學習、賴以為生的一切生存技巧,很可能在這個新地方大部份都不適用了!於是他要像一個小孩子般,重新學習語言、社交禮儀、飲食、交通、購物等等。[9]這種「文化衝擊」( Culture shock ) 是許多宣教士所遇到的,通常會令宣教士出現震驚、沮喪的情緒,甚至想放棄宣教使命、逃回老家去。即使堅持留在工場,宣教士與當地群眾之間的文化差異也往往造成許多誤會,使他們難以溝通和建立和諧、彼此信任的關係。試問這樣的情況又怎能有效地把福音種籽撒播呢?

過去的宣教模式總是帶?一種「民族優越感」,錯誤地視第三世界 ( 如印度、中國或非洲部落等 ) 的文化較西方的為「次等」、「落後」,與基督教信仰是格格不入的。故此,為了令這些「次等文化」的人明白和接受福音,非得把他們「文明化」和「基督教化」。某程度來說,如此的宣教方法就像是帝國霸權的入侵,強硬地塞一套實際上與信仰核心無關的框框在當地人身上。

融入文化的宣教理念,實際上是一種對以往失敗經驗的醒悟。但要實踐這理念,筆者認為有三點是很值得留意的︰第一,宣教士必須徹底除去對自己文化的優越感。因為這種視別種文化為較低等、無知的主觀感受,會令他缺乏欣賞的能力,往往未去認識和了解它們以前,便已下了自以為是的判決。上帝並沒有指定某種文化或某個民族比其他的為更好、更神聖,所以我們對不同的文化該持尊重、欣賞和平等的心態,好叫我們不會以一個「強者」的姿態去侵擾別人的文化傳統。

第二,筆者想指出另一個可能的極端,就是陷入「文化相對主義」
( Cultural relativism ) 的毛病—因為所有文化都是同等的好,所以任何人也無權批判別人的文化。這樣的極端也會叫宣教士付上沉重代價,就是失去對聖經的真理和公義所應持守的立場。[10] 所以,宣教士對文化的批判和分辨仍是必須的。這種讓聖經的真理和聖靈的光照底下的工作,需在他已了解和懂得欣賞那種文化後,方有可能作出公正的評價。

最後一點也是最實際的一點,就是宣教士自己怎樣才能夠盡快投入別種文化?筆者認為
E. Thomas Brewster夫婦倆的建議很值得推薦。他們以一個初生嬰兒作比喻,提議宣教士在踏入異地的第一日,便應立即把自己沉浸於當地的社群當中,方法可以是與當地家庭一起居住、不要攜帶超過二十公斤的行李、只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更要積極地跟當地人接觸,透過經常與他們面對面的對話去熟習新語言的運用。這樣,既可以盡快學懂新語言,更寶貴的是能透過這些接觸,加快建立起宣教士與當地人的友誼關係,並使宣教士對當地文化更有歸屬感。[11]

在神學上的反思

事實上,恆久以來我們都習慣把神學清清楚楚地界定何謂「正統」,有別於「正統」的所有信仰理念則動輒標籤為「異端」。我們忽略了所有對信仰的詮釋 ( 包括所謂的「正統」信仰 ) 本身皆?受其獨特的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模式所影響,這根本是免不了的事。這樣看來,神學不能只重理念和原則,更要著重其實用性。[12]        

當然,注重實用性並不代表聖經的真理全都是相對的。我們信仰的核心內容,例如罪的問題、要與耶穌基督建立關係等等,是所有信徒(不論何國家、何民族、何文化)都要面對的。但以怎樣的具體行為和形式去演繹它們,則不同文化的人可以有很大差異,而同時均沒有違反聖經真理的![13] 例如不同國家的教會,敬拜上帝的禮儀、形式、氣氛也很不同 (其實在香港,不同宗派的教會崇拜已經可以有很大分別)。難道只有羅馬天主教或主流教會的崇拜形式才算是合乎聖經嗎?顯然不是。

所以,若要實踐這融入文化的宣教策略,實在極需智慧去懂得分辨聖經裡哪些是「絕對」的真理
(即不論何處境和文化皆為有效的)、哪些是「相對」的教訓 (即在不同文化和地方可以有不同詮釋和表達形式)。神學不能只是一個脫離世界的形而上體系,而應該是在不同的信仰群體中,由他們自己發展出一套能與其所處文化、歷史、現況和需要有所回應的神學。我們不能持定西方或某一套神學觀念是最正確、最優越,以致把其中一種神學理論絕對化。

上帝「道成肉身」來到二千多年前的猶太人群體,祂所宣講的道絕非一個抽離世界的形上學式理論,而是針對當時那個特定群體的處境和文化,把父的道「有血有肉」地表達出來,使當時的人能夠明白。但是聖經裡,不論舊約或新約,都指明以色列並不比別的國家更好、更聖潔。第一位外邦人宣教士保羅更揚言︰「向甚麼樣的人,我就作甚麼樣的人」(林前九22)。故此,文化本身乃是中性的。每個文化之間皆為平等,而且各有其值得欣賞之處。但同時要知道所有文化均伏在上帝的審判之下!不論何種文化 — 包括西方文化,當中若有違背真理的地方,仍是需要被聖靈光照和改變的。

對教會和個人的反思

「融入文化」宣教範模所著重的文化中性、文化平等和堅信福音能植根於所有文化的論調,使筆者對自己和教會的「文化優越感」深深反省。筆者曾數次參與教會和差會舉辦的短宣體驗團,所到之處多是較香港貧窮的地方,如內地的山區、或泰國,慣常先入為主地假設那些人的文化是未開化或較為低等的。故此,我們或多或少帶? 一種自以為是「強者」的姿態進入別人的國家。通常衍生出兩種態度︰一是以「施恩者」的心態去同情他們;二是不問情由地對當地人的行徑諸多批評挑剔,沒有留意到那些我們認為「不對」、甚至「不能接受」的事,許多時只是我們不明白或不習慣別人的文化罷了。例如香港受西方文化影響,認為約會時等待遲到的人十五分鐘已可稱作「有耐性」,但某些民族,如新畿內亞的人,他們的習慣是即使等上兩小時也不算一回事呢![14] 其背後反映出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世界觀,不能動輒把它們訴諸「對」與「錯」、「善」與「惡」的二分觀念。「融入文化」的概念,實在大大挑戰現今的教會,能否以開放的角度理解自己和別人的信仰模式,而不再主觀、封閉地揚言自己的信仰傳統才是唯一最正確和最合乎聖經的一套。不過,這個範模不只能夠應用於跨文化、跨國的宣教事工,就是於我們本土的佈道工作也可以有極大的啟發性。當我們說這是「西方文化」、那是「亞洲文化」或「非洲文化」時,其實是一個大範圍的統稱;例如在「西方文化」內可細分為德國、法國、美國和英國等等的文化,而「亞洲文化」內也有中國的、日本的和韓國的文化。[15]

如此類推,即使在中國境內,甚至在我們身處的香港,顯然存在?各式各樣的「次文化」
(sub -cultures),不但因為有許多不同種族的人在港定居,而且不同年紀、職業和階層的群體,也流露出各自獨特的氣質或生活形態 (例如商人、婦女、青少年、新移民等)。可是,我們傳福音時有否敏感於別人的處境呢?筆者由初信起,接受的都是一些唸記「大綱」的佈道訓練,這些傳福音方法當然有其優點 (例如能清楚講出福音的重點,免致胡言亂語、胡說八道) ,但一個十分明顯的缺陷,是佈道者對福音對象偏向單向的宣講 (甚至近乎背誦!),務求對方把福音內容的數個要點都聽完。但以筆者傳福音的經驗 (也可說是一連串碰釘子的經驗),即使佈道者能說出一套無可挑剔的福音內容,也往往絲毫勾不起對象的渴求和興趣。人不需要一套神聖的理論讓他膜拜,人需要的福音是能夠落實在他的日常生活中、能夠解釋和回應其身處的狀況,而不只是一些抽象理念。

同樣地,如何實踐信仰也會因人而異。筆者在美國時曾參加多次當地人的主日崇拜,當敬拜得投入時,很多當地信徒會手舞足蹈,甚至會真的離開座位跳起舞來。在香港的教會甚少見這樣的情境,這是因為某些美國信徒比香港華人信徒更屬靈、更虔誠嗎?當然不是。對上帝的熱愛、敬虔的心在不同的地方,因為文化的差異,自然有迥然不同之表達方式和氣質。我們卻時常要求所有人都依隨一樣的形式,這可是非常主觀的做法。

宣教模式的轉變,不只反映出過去教會在宣教的理念和實行上有偏差或缺陷,更挑戰現今的教會能否有智慧地,既能慎思明辨—不讓罪惡借文化之名滲入社會;又能持開放客觀的態度,回應各地宣教禾場的真正需要。

(四總結

「融入文化式」的宣教範模,不單是宣教的方法或策略,更可說是一個目標︰宣教士帶?一粒福音種籽,到不同的地方去,把這粒種籽埋在不同類形、不同大小、不同顏色的土地下;因?泥土的特質不同,生長出來的福音果子也各有特色、多采多姿—但它們都來自一樣的根源。

我們所欠的,或許是一個謙卑和廣闊的心,以致我們難以察覺福音在不同的文化中所展現的美麗。


《環球華人宣教學期刊》第二期,2005。


[1] David J. Bosch︰《更新變化的宣教—宣教神學的典範變遷》( Transforming Mission︰Paradigm Shifts in Theology of Mission ),白陳木毓華譯(台北︰中華福音神學院出版社,1999),頁608。
[2] 同上。
[3] R. Pierce Beaver, “The History of Mission Strategy,” in Perspectives : On The World Christian Movement (Carlisle:Paternoster Press, 1999), 248.
[4] 楊牧谷主編︰《當代神學辭典》︰下冊 ﹙臺北︰校園,1997﹚〔H. M. Conn / 楊牧谷主編〕頁684–688,見「解放神學」條。
[5] 楊牧谷主編︰《當代神學辭典》︰上冊 ﹙臺北︰校園,1997﹚〔K. Bediado主編〕頁144–145,見「黑人神學」條。
[6] William A. Smalley, “Cultural Implications of an Indigenous Church,” in Perspectives : On The World Christian Movement (Carlisle:Paternoster Press, 1999), 474–5.
[7] Bosch︰《更新變化的宣教—宣教神學的典範變遷》,頁617–8。
[8] The Lausanne Committee for World Evangelization, “The Willowbank Report,” in Perspectives : On The World Christian Movement (Carlisle:Paternoster Press, 1999), 498–9.
[9] Paul G. Hiebert,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the Communication of the Gospel,” in Perspectives : On The World Christian Movement (Carlisle:Paternoster Press, 1999), 374.
[10] lbid., 378–9.
[11] E. Thomas and Elizabeth S. Brewster, “The Difference Bonding Makes,” in Perspectives : On The World Christian Movement (Carlisle:Paternoster Press, 1999), 444 - 7.
[12] Bosch︰《更新變化的宣教—宣教神學的典範變遷》,頁568–9。
[13] 同上書,頁389。
[14] T. Wayne Dye, “Toward a Cross-Cultural Definition of Sin,” in Perspectives : On The World Christian Movement (Carlisle:Paternoster Press, 1999), 470.
[15] Charles H. Kraft, “Culture, Worldview and Contextualization,” in Perspectives : On The World Christian Movement (Carlisle:Paternoster Press, 1999), 3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