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宣教先锋号—中华国外布道团

宣教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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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宣教先锋号—中华国外布道团

彭佩诗

（建道神学院道学硕士毕业生，2005年）

一、绪论

本文主要以个案研讨，追溯中国广西省宣道会在1929年成立中华国外布道团的历史，探讨其宣教神学，及宣教策略的成效。中华国外布道团的主要宣教工场是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群岛，本文就以这两地的事工，检讨二十世纪华人宣教士和差会的突破性成就。[1]

二、中华国外布道团—二十世纪华人第一家海外差会

（一）简介

1929年成立的中华国外布道团，是华人教会第一家海外差会；[2]布道团由建道圣经学校（即今日的建道神学院）的中西同工共同创设。发起人翟辅民牧师（Robert A. Jaffray, 1873-1945）是当时宣道会华南区西差会主席，曾两度出任建道圣经学校的校长（1902至1906年，1912至1917年），[3]后来更先后被委派兼任宣道会法属越南宣教区及荷属印尼宣教区监督。[4]翟辅民牧师秉承宣道会一向的宗旨和信念—要向未闻福音之地开荒布道，他所创设的布道团亦继承这异象，向东南亚未闻福音的地方进发。为了更有效地展开海外宣教的新里程，翟辅民牧师在1930年请辞宣道会华南宣教区主席一职，专心到印尼发展海外华人的救赎工程。[5]

甲、宣教使命的启航

中华国外布道团在成立之前（即1898年），翟辅民牧师已前往安南（今越南）进行宣教考察，可惜遭法国殖民地政府拒绝。至1911年，翟牧师终于成功在蚬港建立福音根据地。1916年被委派为宣道会法属越南宣教牧区的监督，在越南从事华人与越南人的福音工作。翟牧师知道侨居当地华人为数甚多，遂构思差派华人宣教士承担拯救华侨灵魂的责任，[6]其中最直接有效的途径，是在建道毕业生中拣选和差派。1921年，他亲自偕同朱醒魂先生（学生布道团倡办人之一）前往越南，此为华人前往海外宣教的开始。[7]
及至1927年，翟牧师再呼吁建道学生往南洋（今印尼）开荒。[8]翌年，翟牧师往婆罗洲和印尼各埠考察，并确定以苏拉威西岛的锡江市为首个传教地区。他先调遣朱醒魂牧师由越南转到新工场进行开荒布道；同年，他又与当时建道圣经学校的校长黄原素牧师，及宣道会广西省联会主席赵柳塘牧师，到南洋群岛视察和布道。[9]适时，赵牧师与王载牧师在南洋相遇，遂挑战王载牧师负担南洋宣教事工。[10]翟牧师将南洋之行写成报告，呈交美国总会，期望得到支持和供应，可惜总会拒绝了。[11]但这无碍翟牧师的异象，他仍坚信神要为他另开南洋宣教之门，他又感到若要发展南洋华侨的福音工作，最好成立由华人主理的独立宣教组织。
基于上述理由，翟牧师于1929年3月成立专向南洋宣教的组织─南洋布道团，[12]由王载牧师任团长，[13]翟辅民牧师为副团长兼司库，[14]赵柳塘、吴济华、黄原素、梁细羔等牧师及王峙先生出任委办。[15]后因欲突出布道团乃华人第一个海外差会，又为求将来扩大宣教工场，故于同年10月易名为中华国外布道团（Chinese Foreign Missionary Union）。[16]布道团部分经费由翟辅民牧师主力筹募，另一部分由华人宣教士凭信心筹募。[17]布道团成立之年，便正式举行差遣礼，差派建道圣经学校毕业生林证耶夫妇和练光临先生到南洋，分别在荷属东婆罗洲的三马林达和麻厘柏板开辟工场。[18]

乙、宣教布道的职事

布道团自开拓南洋工场后，差传事业已见果效。第一个七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有赖翟牧师与其他同工的信心与热诚，仍获得不俗成果，福音遍布甚广，并以越南、印尼为基地，由点到线的开拓新工场。[19]1941年，翟牧师在报告书内亦总结出布道团既得意又令人安慰的成绩。根据报告书，布道团成立十三年以来共差出二十名中国同工，超过三十名西国同工，还有140名本地的工作者，这些工作人员分散在整个荷印领土，东自新畿内亚（即西伊里安），西至苏门答腊的占碑、邦加、万里洞，北自婆罗洲东北的龙碧塱、他拉根，南至龙目、巴厘诸小岛，共计139个工作基地；此外在锡江设圣经学院，有209名学生，另设立了共七十四间主日学，共有3,200名学生，十三间初级圣经学校，共479名学生。当时整个南岛工场已发展共11,074名信徒，全年共11,323盾奉献，成绩使人欣慰。[20]

（二）宣教神学

简单来说，布道团的宣教神学，可以说就是翟辅民牧师的宣教神学，这可从他对于布道团的贡献看出。由策划至推动，翟辅民牧师都扮演重要的角色，他被称为差传政治家（missionary statesman），深具组织行政的才能，他明白一个本色化的重要原则：「尽量留在背后，鼓励中国人自己出来领导，同时提出能够被中国人接受的建议，让他们采纳成为他们自己的意见。」[21]话说回来，他这一套宽广的宣教原则，乃师承于宣道会的创办人宣信博士。林证耶牧师在《翟辅民传》中曾言：「翟辅民博士诚然是和宣信博士同一个铜模铸出来的器材。」[22]

甲、「实用」的宣教理念

翟牧师曾在宣信博士开办的宣教士训练学校接受造就，[23]在神学上，宣信博士极力强调四重福音（fourfold gospel）：一、基督是救赎主；二、基督是使人成圣者；三、基督是医治者；四、基督是再来的君；[24]他相信四重福音就是普世宣教运动的潜在动力。在此得说明，宣信博士并非神学家，他只是牧者，关心的是普世宣教，因此努力推展以传扬福音为主导的神学（evangelism oriented theology）。[25]宣信博士受着前千禧年神学思想的影响，相信基督很快便回来，所以信徒们要赶快传福音，参与宣教工作。[26]因此，他在1887年成立差会时，强调两项宣言：一、这是向外为主传福音的差会。二、这是积极进取为神工作的差会。[27]可见宣信博士的宣教神学倾向实用性，他主张向外传扬，并以积极进取的政策实践异象。林证耶在《翟辅民传》里总结出宣信博士的宣教神学：

宣信博士对基督再来的真理特别敏感，他觉得当时一般教会必须要放弃不必要的争论，教会不可能大家静悄悄地坐着等候基督再临，这种懒人的想法，是不会产生实效的，除非把传福音的工作展开到全球去。……唯一的途径就是普传福音，因为主之再来，确能被所有热心传教士之努力所促成。作工以迎主来，这并非一个新的启示，它原是一个平淡无奇，却最是现实的计划，而却被今日教会人士所忽略，所遗忘了。现在宣信博士要把它从被人埋没之地重新发掘出来。[28]

宣信的学生翟辅民在中国服事时，也发挥这种重实用性的宣教理念。翟辅民牧师是宣教探险家，他喜欢到未闻福音之地探路，并提倡学效保罗：「使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以外的地方。」（林后十16）[29]他又是一名拓荒者，翟氏有广阔的世界观，他视传福音为终生事业，工作的对像是全人类，工作的范围是全世界，所以他设法扩展宣教工场，直到世界的每一角落。这些工作方式全是源于宣信博士所提倡的，以传扬福音为主导的神学理念。

乙、「临近」的宣教色彩

由于宣信博士深信在千禧年以前主必再临，所以也认为当尽快履行神的旨意，赶快作工。他深信世界上有成千上万危在旦夕、将失去永恒的生命，而且人的罪更惹起神的怒气；然而，人若能听见救赎的信息，仍是有希望的。因此他主张在宣讲福音信息时，应多集中讲盼望，而非神的愤怒，因为神爱世人，以致将祂的独生子赐下凡信祂名的人。[30] 可见宣信博士主张传福音的内容，主要着重于神的美善。神深爱世上每个人，并期盼人能回应祂的爱，接受主耶稣，承受永生的福乐，这个大好信息也就是人盼望的源头；这类信息也反映出宣信博士的宣教末世论（missionary eschatology）取向；主临近的观念促使他带领宣道会立定心志，以传福音为己任，以之为神学上的任务（theological task）。[31]
在宣信博士的熏陶下，对于主临近的观念也相当强烈。他在《华南宣道消息》里常撰文论述耶稣的再临（His second coming）、时日无多（the time is short）等观念，并鼓励信徒起来传福音。他说「神的时间很快到，所以基本的任务是在教育装备、集中人力和资源来进行相关的事工，到未得群体里去赶快传主道。」[32]此外，翟牧师也学会在艰难的政情下，常存盼望和乐观的心来等候和服事主，因为他相信，世界虽不停变动，但神仍在掌管；政情虽多变，但祈祷可得能力；惟有赶快传扬福音到，是让更多人得着救恩盼望的途径。[33]

丙、「未闻」的宣教对象

宣信博士相信，大使命是要吩咐信徒到全世界被忽略的群体宣扬福音（for new and neglected area of the globe to evangelize），而这任务是关乎每个人的（the commission to individuals）。宣信博士认为，传福音的次序应先从犹太人开始，然后延伸至万国去。[34]宣信博士清楚指出神的心意是要拯救万民，尤其世界上被忽略的群体（neglected class），他说：

身为栗街长老会牧师的宣信，渐渐改变了他的目标，他不再为到一间显赫的教会更负盛名，或是会众愈发增加而感到满足了。圣灵内住的经历，加上以往参与惠特尔和布利斯所领导的宣教运动，使他的生命起了革命性的变化。他不再局限于经常性的传道工作，他更需要使市内未闻福音的得闻福音，并且竭力将福音传至海外被忽略的一群。[35]

因此，宣道会的宗旨是，只要哪里有被忽略、未闻福音的群体，宣道会就要想办法到那里去。梁家麟有如此总结：

对宣道会而言，传教地区的取舍，与这些地区对福音的反应没有多大关连，却与它们是否有福音传到有直接关系；就是说，若已有相当数目的其他差会在这些地区工作，宣道会便不在别人的根基上建造。为了贯彻向未得之地传教的理想，愈偏远的地区，对福音反应愈差的社群，便是他们立志驻足发展的地方，这与大多数来华差会，都将资源投放在沿海省份或长江流域的做法迥异……1892年，宣信博士到中国广州视察，这是他第二次踏足中国。他在这次行程中，得知广西是反洋教意识最浓的地区，宣教士足迹鲜至，便决意差遣宣教士到这省分，愈是困难，愈要冒险犯难。[36]

受宣信博士影响，翟辅民牧师同样关怀普世性的得救问题，故对于开荒布道、抢救灵魂采取积极进取的政策。他在宣教生涯里，并没有以自己的角色和地位为优越，他的谦卑和委身，使不少建道圣经学校校友跟随他的榜样，接受差遣从事宣教的大工。翟失师在《华南宣道消息》的文章里就常提及关注人的灵魂，[37]特别是未闻福音的地方，又鼓励信徒要到无人见证神的地方（the Gospel witness has not been given）、偏远未及的禾场（the far distant unreached fields）， [38]等地荣耀基督耶稣的名，让人得着机会接受永生的福乐。

丁、「联盟」的宣教精神

宣信博士认为差传的目的只为宣扬福音，不应分宗派。[39]他强调宣教是效法三一真神的差传（missio dei），「父差子，父及子差圣灵，而圣灵则继续完成子在世的工作，指引督导地上的教会接棒作主的见证」。[40]宣信不主张个别组织单独完成事工，认为「假若所有信主的人，或是接受全备救恩的人，组成基督徒联会，将是何等的福气，这可汇成巨大的力量，用以实践美善。我们可保留现有的宗派组织，但在祷告和工作上，却要组成一个蒙福的团契，大家同归于一」。[41]正如他创立的宣道会，其实是由两个联会（Alliance）组成的，[42]分别是基督徒联盟（Christian Alliance）与福音宣道联盟（Evangelical Missionary Alliance）。[43]另外，宣信也留意到伙伴关系（partnership）的重要性，强调把信徒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同策划庞大的宣教事工。[44]所以，在他发动的宣教事业上，也接纳不同宗派、国籍的人，一起承担大使命。[45]
翟辅民牧师也采取较宽容的普世宣教策略，他期望中国人能早日自立，与西差会并驾齐驱，一同长进，[46]他甚至认为中国人应在宣教工作上作主导，自己宁为中国领袖的辅助者。[47]翟牧师懂得欣赏中国同工，时常在《华南宣道消息》撰文称赞他们。[48]同样地，他常鼓励同工要认定差传工作并非西方人专有，华人教会亦须尽力参与。[49]他认为集多人之力一起传扬福音，自能让更多的人有机会相信主。

戊、「信心」的宣教生活

宣信博士对于信心有两方面的理解：既指生活上，也指属灵上的信心。他曾经历主耶稣的拯救、圣灵的洗礼，及神的医治，[50]这都坚固了他对神的信心，并立志过信心的生活。[51]
翟辅民牧师深受老师的影响。翟牧师当面对经济困难，也曾经历中国国情严竣之时；[52]面对排外的呼声时、[53]宣教士被绑架，他仍是站立得稳，渡过一次又一次的信心考验。[54]他既认定中国为事奉对象，就无所惧怕。[55]对于神的医治，翟牧师也深受宣信博士的熏陶，在《华南宣道消息》的年报中，分享了许多神迹奇事，这些都在见证着神的医治并祈祷的大能。[56]

（三）「先锋号」退役——中华国外布道团的结束

1941至1945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是宣教事工的停顿时期；自珍珠港事件之后，布道团在南洋的工作随即进入冬眠状态。[57]当时翟辅民牧师被囚于锡江集中营，并于1945年7月29日逝世。从此布道团的领导层陷于瘫痪状态，团员一方面失去财政上的支援，另一方面处于群雄无首、缺乏明确指引的困境，同时更与总部失去联络。[58]当时各堂会尚未自立，无力供应传道人的需要，故团员只好自力更生，一面传道，一面耕种维生。[59]一位同工说：「我一手把锄头，一手捧圣经。」[60]
1945至1972年，可说是中华国外布道团的中兴时期。二次世界大战后，林证耶牧师形容这局面为废墟，[61]各堂会也在等候布道团的安排，及后才知道翟牧师逝世的噩耗，顿时方寸大乱，各地的信徒已是群龙无首，各自为政。[62]待王载牧师重整布道团时，已是一年后（1946年）的事情。[63]经历五年动乱，布道团在这时期可说是重头做起，原设在香港的总部因战事的破坏，也迁往印尼的泗水，重新部署。[64]从此，布道团便迁移到南洋去了。
在布道团重新振作后，各地的工作逐步再上轨道，继而重新联络上之前差派的同工，包括越南的韦郁良牧师、郭复和牧师，马来西亚的曾道行牧师，[65]印尼地区的朱醒魂牧师、66张世英牧师、黄颂恩牧师、谢英广牧师。[67]至于林证耶牧师，当时已不再属于布道团员，惟仍在华人群体中服事并建立教会。[68]这个时期的布道团，在发展上仍很困难，因为既不能再靠赖梧州建道圣经学校的人力（差派毕业同学）和物力（经济的援助）的支持，[69]更失去了一位有感染力、有宣教洞见的领袖—翟辅民牧师。[70]加上二次大战过后，布道团与宣道会不复有直接关连，故布道团以往所结的果子，都成为各地方的自立教会。[71]所以这时期的布道团在没有资金和新力军下，[72]只能集中资源发展某区的事工，[73]并努力守着前人的开荒工作而已。这个中兴时期可形容为布道团守业的阶段。
在这期间，布道团在印尼群岛建立大小礼拜堂共十五座，九家教会及布道所。然而信徒多属劳工阶层，经济力量微弱，未能负担传道人的生活费，团总部须协助部分津贴。[74]到1972年，在印尼政府中央宗教部基督教总署训令下，中华国外布道团易名为基督教会合一堂，自此布道团和属下的教会正式由差会转变成宗派，在印尼成立三个不同的华人独立教区，[75]直到今天，当地的教会仍努力自治、自养。[76]
至于马来西亚方面，1948年布道团调遣曾道行牧师回印尼牧会，教会得交由两位长老负责主持，后因一些缘故，教会停办。[77]
越南方面由韦郁良牧师负责在布道团没有增加人手支援的情况下，韦牧师独力支工作，守住前人所建立的，当地信徒仍信守真道，[78]并一直稳定发展。[79]

三、「先锋号」的启迪

（一）中华国外布道团的成功榜样

甲、凭信心踏上宣教路

中华国外布道团是第一个向外传福音的华人宣教组织。布道团的先贤都凭信心走上海外宣教的路。他们知道海外宣教没有固定薪金，也了解布道团的经费来源从来没有保证，更明白要面对种种危险，但他们不以这些表面的事情衡量事奉。像曾道行牧师，有一次他在路途上遇上意外，但他热切祷告神，让他完成行程，及后回到家中，始发觉自己受伤不轻，他一面以酒当油擦抹伤处，一面祈求主亲自医治，果然不久就痊愈，虽然他的一根肋骨受伤变形，但无碍事奉的路途。另一次，他给巫师下降头，但他切切恳求上帝帮助，所以邪恶的势力不能加害于他。[80]
早期的布道团宣教士，每到一处都谦卑地与当地人接触，愿意与他们共同生活，甚至要吃有毒的食物，[81]但他们甘心乐意的事奉，见证神的信实与伟大，更渐渐取得当地人信任。而宣教士自己也在宣教旅程中看见神医治人的手、爱护人的心、怜悯人的话，及得尝丰富的筵席。

乙、专一服事，深爱灵魂

翟辅民牧师的经历，是很好的明证。他专一服事华人教会，培育华人领袖，领导华人教会的海外宣教事业。若非布道团的宣教士竭力忠心的服事，越南、印尼群岛教会恐怕难以稳定增长。

丙、言行一致，延续使命

布道团的使命是要到南洋一带传扬福音，成员也许没有丰厚的神学知识或牧养经验，然而他们有的是充满使命感的心肠。他们的神学是实用性的，就是以行动和生活实践宣教神学的精要，活出言行一致的生命榜样，就是宣教果效的关键。

（二）中华国外布道团的不足之处

甲、仗赖一人领导

翟辅民牧师是一布道团的灵魂人物，他不但是发起人、策划人、执行人、财政司，更是宣教士。然而，由于过于依赖他个人的魅力和能力，所以当他逝世后，没有人能继续为布道团掌舵，布道团的发展就逐渐式微了。对于曾与翟牧师并肩同行的华人宣教士来说，他们不单失去一位极有雄心和计划的领袖，更失去极有筹款能力的财政大臣。一个组织同时失去在行政与财政上都极优秀的人员，实在难以继续发展，可见过于仗赖一人领导，可能带来人亡政毁的危机。

乙、缺乏后方支援

在林证耶牧师的《蓬岛辟荒记》一书，充分描述了缺乏支援的危机。[82]最初，翟牧师欲得美国总会认同推行这异象，于是把中国广西梧州圣经学校的资源，转移为布道团唯一的后方支援。[83]然而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学校在短时间内不能再成为布道团的支援，在缺乏后方支援的情况下，布道团往后的发展空间，受到很大的限制。

丙、缺乏宗派合作

虽然布道团是中西同工合作的成果，然而布道团的内部精神，未能伸延向外与其他宣教伙伴合作。布道团的同工林证耶和练光临，曾尝试与一名西教士在宣教工场合作，但因两者皆没跨文化合作的经验和训练，最终各自为政。[84]从这次失败的经验可见，语言阻隔、文化差异等，都是合作的重大障碍。另一方面，布道团既然是第一间差派华人宣教士到外地宣教的组织，则当时华人教会的宣教意识必然仍薄弱的年代，而其他西方宗派教会或宣教组织，也未能与华人宣教士有良好的沟通。因此，当布道团遇上困难时，难以得到合适和合时的支援。

四、结语

中华国外布道团是华人宣教事业的先锋，她不仅带动华人承担海外宣教的大使命，还成功走访东南亚一带的各城各乡，传扬福音，建立教会。然而，随着一代英雄的离逝，宣教的职事在中国辽阔的黄土地上失落了。到今天，因为受着国内宗教政策的影响，恐怕难以再在中国这片地上寻找一支向外宣教的队伍；但反过来说，这又更突显中华国外布道团过往在中国的成功。但愿今日的华人教会和宣教组织，从这个既成功、又失败的经验中学到了功课，继承前贤的心志，为天国、为普世福音事工努力，勇敢迈前。

【注释】

[1]	陈润棠：《华人教会新突破》（香港：世界华人福音联络中心，1998），页9。笔者以这本着作为本文历史部分的参考本。就如麦希真牧师在〈代序〉中提及：「中华国外布道团的成立是华人教会在普世差传事工的新突破，是前无古人的新事，值得永远地名留史册。」
[2]	《华福代祷手册》，2003年8月，活页资料，页5。在本文中华国外布道团（Chinese Foreign Missionary Union）简称布道团。
[3]	翟辅民牧师毕生推动并扶助华人信徒履践宣教使命，堪称华人宣教士之父。参梁家麟：《建道神学院百年史》（香港：建道神学院，1998），页22，378。另参林证耶：《翟辅民传》（香港：宣道出版社，1981），页24。
[4]	梁家麟：《建道神学院百年史》，页86。翟辅民牧师把各区的宣教工作报告和消息刊登在《华南宣道消息》（South China Alliance Tidings）上。
[5]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South China Alliance Mission, July, 1930," South China Alliance Tidings 25:4（August 1930）: 6-7.
[6]	曾道行：《震撼—福音初到巴厘》（香港：宣道出版社，1981），页27。
[7]	"Pastor S. W. Chue（朱醒魂）was our pioneer Chinese missionary to Saigon, French Indo-China. He has been eight years in the work there, and now the Lord is further honouring him by sending him as the first Chinese worker of the Alliance to this new and promising field of the Dutch East Indies." "Our Chinese Work in the Dutch East Indies," South China Alliance Tidings 22:7（December 1928）: 10.
[8]	「翟牧师在巡视南洋群岛后，在归途的一个晚上，他梦见自己双手染满了鲜血，叫他甚为惊疑。神乃启示他这其中的道理：如果他亲眼看见到了南洋群岛人们灵魂的饥渴而不加援手，则这千万人灵魂的丧亡，他们的血必归在他的身上。于是，他回到中国后，不敢缄默，他要发动这个拯救南洋的工作。同时他觉得南洋这个广大的工场应该属于中国教会的。」摘自林证耶：《蓬岛辟荒记》（香港：宣道出版社，1954），页56。
[9]	Robert A. Jaffray, "Report of the South China Conference of C&MA, 1928," South China Alliance Tidings 23:3（May 1929）: 3. 梁家麟：《建道神学院百年史》，页88。
[10]	罗腓力：《宣道与中华》（香港：宣道出版社，1997），页186。
[11]	总会不予以支持的原因，很大程度是因为当时的美国正面临大萧条的恐慌。参罗拔尼告洛着，许云娴、文逢参译：《全然为主》（香港：宣道出版社，1988），页247、252。
[12]	曾道行牧师记述翟辅民牧师号召国内几位名牧回应上帝的呼召，负起将福音传到印尼群岛的责任，因此，印尼之加里曼丹（Kalimantan）、南苏拉威西（Sulawesi）、邦加（Bangka）、勿里洞（Belitung）、巴厘（Bali）、松巴哇（sumbawa）和龙目（Lombok）等岛均划为该团的传教地区。参曾道行：《震撼》，页28～29。
[13]	翟辅民牧师邀请王载牧师出任团长一职几经波折，可谓三顾草芦。有关详情可参看梁家麟：《建道神学院百年史》，页88～89及林证耶：《翟辅民传》，页92。
[14]	翟牧师曾说：「这是中华教会的一件新事业，应由中国人自己去负责，不过神既感动我来发动这件事业，我只好参加帮忙，可不是么？他幽默地说：『我的名字叫辅民，我只可站在辅助的地位上，差派中国的人民出去。』」林证耶：《翟辅民传》，页59。
[15]	梁家麟：《建道神学院百年史》，页89。
[16]	Robert A. Jaffray, "Report of the South China Conference of C&MA, 1929," South China Alliance Tidings 24:1（February 1930）: 8-9.
[17]	罗腓力：《宣道与中华》，页187。另可参看林证耶：《蓬岛辟荒记》，页64～65。林氏著作附录一篇文章（吴济华宣教士，1937年发表）曾如此说：「中华国外布道团现在正遇着一个关键，虽然与美国宣道会合作，但她并不是宣道会的附属团体，所以没有一点经济帮助是从美国总会来的。中国教会的信徒，又是很慢的响应这种工作，更加上世界的不景气，疾病痛苦，使外国平常乐意捐输的，也迫不得已而减少，甚或取消捐款了。因此，这一班中国宣教士，每月亦不过薪水的五成。但感谢赞美神！无一发怨言者。此即表明他们的真价值。」另参梁家麟：《建道神学院百年史》，页125，也记载到三十年代，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情况。
[18]	Robert A. Jaffray, "A Cry from the Other Shore," South China Alliance Tidings 23:2（April 1929）: 17.
[19]	梁家麟：《建道神学院百年史》，页125～126记载鲍哲庆在1936年曾报导：「中华国外布道团于1930年由翟辅民牧师发起，初在法属安南（即越南）、美属菲律宾、荷属东印度群岛（即印尼）等处布道。现已开拓至西利伯斯、婆罗洲、峇厘龙、目松、槟枷、墨黑洞等岛，数年以来，总计华侨马来山番等归主得救者，不下三千之众。南洋方面已有万余人得救，此外安南、菲律宾两处，去年底又结了数百佳果，且已成立自立自养之教会。」
[20]	林证耶：《翟辅民传》，页121～122。
[21]	罗腓力：《宣道与中华》，页184；及刘福群：《十架与冠冕》（香港：宣道出版社，1979），页69。
[22]	林证耶：《翟辅民传》，页30。
[23]	林证耶：《翟辅民传》，页30。
[24]	有关详细的核心信念的内容，可参看宣信着，华密译：《先贤之信—四重福音》（香港：宣道出版社，1987）；及T.V. Thomas and Ken Draper, "A. B. Simpson and World Evangelization," in The Birth of a Vision: Essay on Ministry and Thought of Albert B. Simpson, ed. David F. Hartzfeld and Charles W. Nienkirchen（Regina: CTS, 1986）, 201-204。
[25]	Thomas and Draper. "A. B. Simpson and World Evangelization," 199.
[26]	Franklin Arthur Pyles, "The Missionary Eschatology of A.B. Simpson," in The Birth of a Vision: Essay on Ministry and Thought of Albert B. Simpson, ed. David F. Hartzfeld and Charles W. Nienkirchen（Regina: CTS, 1986）, 42.
[27]	Thomas and Draper, "A. B. Simpson and World Evangelization," 200.
[28]	Pyles, "The Missionary Eschatology of A.B. Simpson," 35, 42；林证耶：《翟辅民传》，页34～35。
[29]	Robert A. Jaffray, "Of First Importance," South China Alliance Tidings 22:1（February 1928）: 11；林证耶：《翟辅民传》，页120，134。
[30]	Thomas and Draper, "A. B. Simpson and World Evangelization," 199-200.
[31]	Pyles, "The Missionary Eschatology of A.B. Simpson," 42.
[32]	Robert A. Jaffray, "The Annual Report: The South China Mission of the C&MA, 1926." South China Alliance Tidings 21:2（June 1927）: 3.
[33]	Robert A. Jaffray, "The Annual Report: The South China Mission of the C&MA, 1925." South China Alliance Tidings 20:2（1926）: 3.
[34]	Thomas and Draper, "A. B. Simpson and World Evangelization," 205.
[35]	罗拔尼告洛：《全然为主》，页34，58。宣信认为「除了富有的会众外，教会还要关顾贫苦的、没有在教会聚会的群众」。参罗拔尼告洛：《全然为主》，页37。对于贫穷的理解及宣信的实践理念，可参看 Pyles, "The Missionary Eschatology of A.B. Simpson," 40.
[36]	梁家麟：《建道神学院百年史》，页14～15。另外，也可参看Paul L. King, "Early Alliance Missions in China," in The Birth of A Vision: Essay on Ministry and Thought of Albert B. Simpson, ed. David F. Hartzfeld and Charles W. Nienkirchen, 261-64。该作者指出，宣信要到未闻福音的地带，中国的中心地带—华中地区，便成为他的宣教地点。
[37]	"What contrast to see the Christian die in peace and be with Christ and to see a poor unsaved heathen soul go out into the awful darkness of the unknown future." Robert A. Jaffray, "China's Turmoil," South China Alliance Tidings 21:3（November 1927）: 4. "I have a deep burden for China's four hundred million souls. It has been my joy to have more than thirty years of my life to His service in China." Robert A. Jaffray, "Of First Importance," South China Alliance Tidings 22:1（February 1928）: 10. 另可参看Robert A. Jaffray, "His Loving Kindness and Tender Mercy," South China Alliance Tidings 18:4（1924）: 3, 9, 10.
[38]	Robert A. Jaffray, "The Annual Report: The South China Mission of the C&MA, 1926," South China Alliance Tidings 21:2（June 1927）: 3, 10。另也可参看Jaffray, "Of First Importance," South China Alliance Tidings 22:1（February 1928）: 10-11. "1934," South China Alliance Tidings 22:7（1928）: 7. "Other Cities Also," South China Alliance Tidings 23:3（1929）: 11. "Re-Tiring, Not Retiring," South China Alliance Tidings 25:1（February 1931）: 4.
[39]	宣道会原非一宗派，乃是由两个联会组合而成，详见下文。
[40]	Yee Chong Wan, "History of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Partnerships in China and Hong Kong,"（D.Min. diss., Western Seminary, 2002）, 15。另参看 Thomas and Ken, "A. B. Simpson and World Evangelization," 200.
[41]	罗拔尼告洛：《全然为主》，页110。
[42]	梁家麟：《建道神学院百年史》，页12。另参看Thomas and Ken, "A. B. Simpson and World Evangelization," 212。作者写道："Alliance means is in fact, a worldwide alliance of Christian individuals and congregations working to build Christ's Church."
[43]	两个联会组织在1887年分别成立。有关基督徒联会的内容可参看罗拔尼告洛：《全然为主》，页124。有关福音宣道联会的的会章可参看罗拔尼告洛：《全然为主》，页121～122，129。两联会在1897年合并。参看罗拔尼告洛：《全然为主》，页152～153。
[44]	从两次古果园宣教营会，可见宣信博士之着重合作模式。参看罗拔尼告洛：《全然为主》，页120～127。
[45]	宣道会曾与瑞士志愿宣教士合作到中国宣教。参看罗拔尼告洛：《全然为主》，页160～161。
[46]	Robert A. Jaffray, "Report of the South China Conference of C&MA, 1929," South China Alliance Tidings 24:1（February 1930）: 2-3; 林证耶：《翟辅民传》，页50～51。
[47]	"It is a mistake for us to speak of them as Chinese helpers . We are rather their helpers, " Robert A. Jaffray, "Report of the South China Conference of C&MA, 1925," South China Alliance Tidings 20:2（1926）: 11.
[48]	"Report of The South China Mission of the C&MA, 1920," South China Alliance Tidings 15:3-4（May-August 1921）: 18。另外参看"The Annual Report : The South China Mission of the C&MA, 1926," South China Alliance Tidings 21:2（June 1927）: 6.
[49]	Robert A. Jaffray. "The Annual Report - The South China Mission of the C&MA, 1926." South China Alliance Tidings 21:2（June 1927）: 2,7. "Report of the South China Conference of C&MA, 1925," South China Alliance Tidings 20:2（1926）: 11. "China's Turmoil," South China Alliance Tidings 21:3（November 1927）: 5. "A Cry from the Other Shore," South China Alliance Tidings 23:2（April 1929）: 3, 5, 6, 14. "Reports of the South China Conference of C&MA, 1924," South China Alliance Tidings 19:2（1925）: 1；罗腓力：《宣道与中华》，页186。
[50]	罗拔尼告洛：《全然为主》，页28～30, 47, 66～67。
[51]	「宣信没有支薪，他未来的传道生涯也是如此。他宁愿信靠神为他预备日常食用，自己亦尽量负担生活所需，例如他后来变卖自己的旧书。而教会最初几个月的支出，他就只得自掏腰包。」罗拔尼告洛：《全然为主》，页98。「宣信博士对应付家庭开支的信心，是基于雅各书『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的教导。他大部分收入都是来自教会以外的工作。」罗拔尼告洛：《全然为主》，页201。
[52]	Robert A. Jaffray, "The Annual Report: The South China Mission of the C&MA, 1926," South China Alliance Tidings 21:2（June 1927）: 4.
[53]	Robert A. Jaffray, "China's Turmoil," South China Alliance Tidings 21:3（November 1927）: 3.
[54]	Robert A. Jaffray, "The Annual Report: The South China Mission of the C&MA, 1926," South China Alliance Tidings 21:2（June 1927）: 5.
[55]	Robert A. Jaffray, "China's Turmoil," South China Alliance Tidings 21:3（November 1927）: 5.
[56]	Robert A. Jaffray, "The Annual Report: The South China Mission of the C&MA, 1924," South China Alliance Tidings 19:2（1925）: 11-12. Robert A. Jaffray, "The Annual Report: The South China Mission of the C&MA, 1925," South China Alliance Tidings 20:2（1926）: 13-15.
[57]	林证耶：《蓬岛辟荒记》，页139。
[58]	当时传道人每失去总部支援生活困难，例子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断绝了张世英牧师全家一切外来的经济援助，困在山区内，真是山穷水尽。」陈润棠：《华人教会新突破》，页82。
[59]	梁家麟：《建道神学院百年史》，页126。另可参看林证耶：《蓬岛辟荒记》，页142～150。当中林牧师自述在日军袭击期间的生活情况，可见当时局面的艰难，事工瘫痪的程度。
[60]	罗腓力：《宣道与中华》，页188。
[61]	林证耶：《蓬岛辟荒记》，页156，158～159。另可见注62，63。「……后来我从李先生的来信得悉锡江方面的消息，他说『教会虽然已恢复工作，但仍混乱，同工暂时兼营小卖维持生活。可是我曾数次去信，而竟得不到同工们只字的回报。』」林证耶：《蓬岛辟荒记》，页158。
[62]	林证耶曾表示：「……我立刻发了好几封信到锡江去，等了良久，教会和友人均无回音。随后才从一位信主的弟兄怀领事的书信文中获得了一个噩耗，原来翟辅民牧师已在集中营中去世。是的，翟牧师已撒手归天了，从此，整个中华国外布道团都疲惫下来，在废墟上喘气。」林证耶：《蓬岛辟荒记》，页156。
[63]	林证耶牧师对团长王载牧师有以下的记述：「……再过几个月以后，团长王载博士，到了锡江，他着手从新收拾旧山河，以期重整旗鼓，恢复故业。这番工作，简直是在废墟上再行兴建大厦，除旧更新，颇为不易。但王载先生为了纪念先贤之苦心经营，而顾惜此番事业，故不避艰辛，再接再励。」林证耶：《蓬岛辟荒记》，页159。
[64]	陈润棠：《华人教会新突破》，页20～21。
[65]	陈润棠：《华人教会新突破》，页21。
[66]	参看朱建矶牧师的分享：「印尼独立后，1947年父亲（朱醒魂牧师）受派前往他拉根开拓教会，在他拉根工作至1959年，并建设了礼拜堂。」陈润棠：《华人教会新突破》，页53。
[67]	陈润棠：《华人教会新突破》，页83, 120, 149。
[68]	林证耶：《蓬岛辟荒记》，页159。
[69]	有关战后的宣道会在中国的情况，可参看梁家麟：《建道神学院百年史》，页131。另参刘福群：《十架与冠冕》，页93～110，刘牧师记述在战乱中的建道圣经学校的艰难片段。
[70]	翟牧师在宣教事业上的贡献莫大，可参看陈润棠。页126～146。林证耶：《翟辅民传》，页120～121。
[71]	梁家麟：《华人宣道会百年史》（香港: 建道神学院，1998），页140。
[72]	没有新力军的主要原因是印尼政府关闭外侨入境传教的活动：「一九五一年的毕业同学因读了我在某报发表的一篇论文……全体二十人联名致我一信，说要到印尼作工，请我代行申请入境。但我进行申请经过大半年，印尼移民厅才批准一男一女入境。而那两位同学早因不能久候而转到越南去了，结果连一个也没到印尼去……。」林证耶：《蓬岛辟荒记》，页227。
[73]	「朱醒魂牧师在1947年受派前往他拉根开拓教会，在他拉根工作至1959年，并建设了礼拜堂。」陈润棠：《华人教会新突破》，页53；「在1957年，中华国外布道团差派缪汉基传道到楠榜开设布道所。」陈润棠：《华人教会新突破》，页184。
[74]	陈润棠：《华人教会新突破》，页21。
[75]	梁家麟：《建道神学院百年史》，页126；陈润棠：《华人教会新突破》，页22。
[76]	陈润棠：《华人教会新突破》，页165～247。
[77]	有关马来西亚教区的详情，请参看陈润棠：《华人教会新突破》，页250～251。在文中，作者总结出：「一九五三年后立卑教会全无消息，原来邓茂鉴长老已移民美国，关崇礼长老亦他去，故教会无人负责，慢慢的消失了。」
[78]	越南的教会概况（1929～1997）可参看陈润棠：《华人教会新突破》，页156～164。在文中的末段作者如此总结：「越南教会自翟牧师来越展开向越人布道后，工作亦大蒙主恩，现全南北越宣道会有一百多家教会，信徒人数约三十万人。」
[79]	在这里得补充，虽然布道团没有调派人手，但是，建道神学院仍鼓励毕业生从事宣教工作。在1951年毕业同学中，有四人愿意前往越南：简国庆、曾蕙兰、罗腓力、蔡援坤。参梁家麟：《建道神学院百年史》，页173。
[80]	曾道行：《震撼》，页50～52。
[81]	「在各个村落的布道工作中，仇敌却是不停地攻击：撒但利用异教徒来搞扰，又藉不肯受教者下毒谋害林氏（林证耶牧师）。但神一一保守，有一次林氏吃了毒鸡却安然无恙，见证了神的信实。」陈润棠：《华人教会新突破》，页64。
[82]	林证耶：《蓬岛辟荒记》，页130。
[83]	建道圣经学校不过给予布道团人手方面的支援，学校本身未有独立的经济能力，其经济来源也是借助美国宣道会总会的支持，所以这是一个不健全的支援系统。严格来说，布道团其实并没有后方支援。
[84]	林证耶：《蓬岛辟荒记》，页80。

《环球华人宣教学期刊》第一期，2005。
（原载于《教牧期刊》第16期（2004年5月）；已蒙建道神学院允准转载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