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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宣教大业范围广而年日长，始于复活主升天前颁布广及“普世”、“万民”的“大使命”，迄至“得救人数满足”主再来时为止。

宣教大业虽广而长，却是“落实”地果效昭彰。本文采用“宣教的落实”一词，乃指“具体而可见的宣教实效”。这包括“宏观”的“移风易俗、社会建设乃教会建立等果效”，及“微观”的“家族／家庭归主及个别信徒得救蒙恩”两个层面。

宣教的“落实”

一．“微观”

际此纪念罗伯特．马礼逊牧师（Rev. Robert Morrison）来华二百年的庆贺佳期，本期另有专文论述先贤西教士，如马礼逊、戴德生（Hudson J. Taylor）、彭蒙惠（Doris Brougham）等“微观”个案(编者按：详见《今日华人教会》2007年四月号)，本文因此从略，仅就“宏观”七项列后。

二．“宏观”

（一）移风易俗

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内容丰富、民风敦厚，但传统文化免不了负面的颓风败俗，如重男轻女的缠足、守寡及三从四德等。家母于战乱贫困时，亲父因刻意养活独子幼儿，十岁时被卖为奴，由远房富亲带下南洋作婢十数载。后为任职女舍监又毕业于梧州建道神学院的三姊所赎，继在建道厨房劳动十多年痛苦生涯，便是例证之一。

此外因吸毒而号为“东亚病夫”、鲁迅评估的“阿Q精神”、柏杨指斥的“酱缸文化”等恶俗陋习，非改不可。

西教士来华努力办女子学校、推动男女平等教育、反缠足及三妻四妾陋习。推广自由平等思想，如推介“德先生”、“赛先生”等，均属移风易俗“宏观”层面的宣教落实。

（二）科学技术

在科学技术方面，近代西方科学技术的传入主要在于两方面，一为西方宣教士来华，对西方的科技引入占重要的地位，如早于17世纪，法国（France）耶稣会教士皇尼阁（Trigault，1577～1628）携同当时教皇送华的七千多本欧陆印制的书籍，包括了当时的科技著作便为显著之例子。¹而耶稣会出版的外语中译或以中文撰写之书籍约共四百本，把当时西方的科学新知带入中国。至新教宣教士进入中国后，着重出版与翻译的工作，如狄考文（Calvin Mateer）、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丁韪良（WAP Martin）等皆推动科学教育的工作。²

另一重要的影响是中国自列强入侵后急于引进西方科技以救国自保， 晚清的政治领袖如林则徐、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致力于以“现代化”改造中国，向西方列强学习船坚炮利之法。重要的例子为1860至1870的自强运动。期间如机器局和造船厂的设立，³ 1872年的轮船招商局的设立和1876年的开平煤矿的设立，⁴ 1878年设南北两洋电线和1905年设电话局，⁵而电力的使用，则始于光绪年间中业。⁶这些科技的引入使用，皆对近代中国生活文化有重大的影响。

（三）军事兵器，西式军校的设立，战争武器

清朝在镇压太平天国时发现了西方兵器的利害，于1862年向英国（United Kingdom）购买了七艘炮舰和一艘供应船，⁷是为首次大量向外国购买海军舰只。

1866年左宗棠在福建建立了第一家近代军校船政学堂，其后的水师学堂，相继成立，⁸海陆军留学生到欧美各国，学习枪炮、行军布阵之法。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清廷开始仿效列强军制训练，为西方军制全面用于中国的开始，尤为显著者为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以德国（Germany）为仿效。⁹

1923年孙中山命蒋中正赴欧考察军队的组织及训练，1924年蒋回国后建黄埔军校，以革命为宗旨，是西方军校的建设对中华民国统一之最重要的影响。¹⁰

（四）政治思想

1842年，西方的议会制度首次于中国的书刊中介绍（魏源着《海国图志》）。¹¹

到19世纪80年代，考察西方各国的清官曾建设议立议会，到百日维新运动时，康有为及梁启超等人主张立国会，并于1906年奏请宣布君主立宪制。其由来乃考制外国之制度。¹²

近代中国第一届国会正式设于1912年（南京临时参议院），会场为仿照英国和德国议会建造。¹³

1911年辛亥革命的成功，标志民主制度的初步确立。国父孙中山曾留学夏威夷（Hawaii），成为基督徒，也留学于香港，他于1895至1911年间遍游海外各国与华侨接触，深受西方教育及思想影响。其创建之兴中会初为华侨所组成，¹⁴而革命军中亦多有基督徒及传教学校的学生。¹⁵

三民主义思想：民族、民权、民生与基督教之精义平等自由相近。¹⁶

1949年共产革命之成功，标志着马、列西方之政治思想正式于中国确立。其领导人毛泽东虽然不赞成以正统共产主义应用于中国，但却深受其影响。周恩来则留学于法国（France）。他们成功地以各种方法使国人完全接受了非本土而生的共产主义为主流政治思想。¹⁷

（五）教育，体育，社会服务

1.教育

1865年清政府设立同文馆，是中国最早的官办新式外语学校，采西式班级授课。¹⁸

1887年属于西学的算学被列为科举科目。¹⁹

1895年，天津北洋西学堂成立（即北洋大学），以美国（U.S.A.）哈佛、耶鲁为蓝本。²⁰

1904年清政府参考日本学制订癸卯学制，是第一个中国近代完备的学制，为发展近代教育制度的基石。²¹

1922年民国政府颁布新学制，以美国制度及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学说为依归。²²

1872年，留学外国为政府政策之一，大量的学生到美欧及日本等国留学，有力地推动了近代文化的转型。

中国近代最重的文化改革当为1919年的“五四运动”。参与者多为出国留学的回国学生，及受青年会影响的学生。²³

“五四运动”实带有强烈的反传统精神，图以西方的近代科学主义和自由平等、人权作为一种基本精神、态度与方法来改造中国的文化与中国人。²⁴

2.社会服务

西方传教士因应社会的需要而提倡社会服务，以作传教的帮助及实践，狄考文、李提摩太、丁韪良、林乐知（Young J. Allen）、理雅各（James Legge）、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傅兰雅（John Fryer）等均在推动教育、办学、翻译西方科学的书籍、出版、禁烟、倡导妇女教育、鼓吹女权思想等有所贡献。²⁵

1895年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创立，为中国近代现代化的人力资源贡献良多。

1919年时，宣教士或教会所办之大学有十六家，中学四百家，小学二千多家，医院四百多家。²⁶

3.体育

19世纪上海开埠后，英式足球便随之而传入。²⁷

19世纪60年代，西方的体操、赛跑、跳远、跨栏、游泳、跳马等，皆藉外国的学堂教官传入学堂学员。²⁸

近代的体育运动，则是通过青年会及教会学校的推动而在社会中盛行。篮球在1891年被发明后，1898年就传入中国。²⁹

1890年上海教会学校圣约翰书院开办我国最早的运动会。³⁰

（六）语言文字

明朝时来华的意大利（Italy）传教士利马窦（Matteo Ricci）是最先采用拉丁字母注译汉字的人。³¹

百日维新派的王照，在政变失败后到日本，依日本片假名，用汉字部件做字母拼写汉语，发音依照北京话，³²是为普通话的先声。³³

1913年章太炎的简单古汉未字样式的方案被修订为注音字母。由政府强制推行，是为现行拉丁／罗马拼音法前所最重要的统一拼音方法。³⁴

政府于1928年公布罗马拼音字母，与注音字母同用。³⁵

胡适是第一位提出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人，他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及哥伦比亚大学（Cornell & Columbia）。³⁶

白话文的影响：带来思想解放，带来西式的标点符号，创造大量的外语，以及句法的结构变化等。如代名词：他变为他、她、它、它、祂、他、她，如德先生、赛先生等。

最早采用西式标点符号的中文书是1904年由严复编写的《英文汉话》，严复留学英国多年。³⁷

现行的横排书写以及标点的引用，皆源于西方。³⁸

（七）宗教、信仰

明末清初来华的天主教耶稣会士传教士，多具先进的科学知识。及带来大量的西方书籍。他们带来的西方天文历法、地理知识、物理学、水利科学、望远镜、数学等对中国科学技术有重大的影响。³⁹

新教来华，主要分为直接传福音的基要派和以推动社会服务及改革为间接传福音的传教士。

然而“五四运动”实受西方科学主义的影响，而产生对基督教的排斥。

三．由“微观”转化“宏观”

始于“微观”层面的“宣教落实”，包括家族／家庭归主及个别信徒得救蒙恩，转化为“宏观”的正负面个案不少，如洪秀全、梁发、徐光启、孙中山等。其中贡献及影响最大的，首推孙中山，先是个人皈依基督信仰，终生主倡三民主义，投身推动革命，结束历史悠久的君主专制。国父伟迹，是始为“微观”而转为“宏观”宣教落实的典型个案。

结论 

本文试从“微观”及“宏观”两个层面，探讨“宣教的落实”，庆贺新教来华二百周年作为纪念。

注释

1.      徐振保：《中外文化交流记趣》（上海：复旦大学出版，一九九六年），第一一八页。

2.      魏外扬：《中国教会的使徒行传：来华宣教士列传》（台北：宇宙光出版社，一九八九年）。

3.      罗香林：《中国通史， 下册》（台北：正中书局，一九五四年），第三一七至三一八页。

4.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台北：联经，一九九三年），第二九三页。

5.      柳诒征：《中国文化史下册》，三版（台北：正中书局，一九五八年），第二○四至二○六页。

6.      柳诒征，第二○五页。

7.      张纬：“铁甲西来”，载自张亦工、夏岱岱编：《割掉辫子的中国》（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第一五七页。

8.      刘庆：“马上打不了天下了”，《割掉辫子的中国》，第一六九页。罗香林：《中国通史， 下册》，第一三三至一三四页。

9.      罗香林，第一五四页。

10.  罗香林，第二五一至二五二页。刘庆，第一六六至一六七页。

11.  张亦工：“议郎，议员，议会”，《割掉辫子的中国》，第一二○页。

12.  张亦工，同上，第一二一至一二二页。

13.  张亦工、夏岱岱编：《割掉辫子的中国》，图片十一页。

14.  罗香林，第一八七至一八八页。

15.  梁家麟：《福临中华》（香港：天道，一九九二年），第一二一页。

16.  温以诺：《破旧与立新》（加拿大：加拿大恩褔，一九九八年），第三页。

17.  Kenneth Latourrette, China.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Inc., 1964), p.2~5.

18.  肖川：“从科举到学堂”，《割掉辫子的中国》，第一七一页。

19.  肖川，第一七○页。

20.  肖川，第一七二页。

21.  同上。

22.  罗香林，第三二七至三二八页。

23.  魏外扬，《宣教事业与近代中国》（台北：宇宙光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第四十三至五十页。

24.  魏外扬，第一三四至一四一页。

25.  魏外扬：《宣教事业与近代中国》。

26.  温以诺，第二页。

27.  徐振保，第二○二页。

28.  同上。

29.  同上。

30.  徐振保，第二○三页。

31.  张亦工：“快快儿地慢慢走”，《割掉辫子的中国》第三十六页。

32.  罗香林，第三三○页。

33.  张亦工：“快快儿地慢慢走”，第三十八页。

34.  张亦工：“快快儿地慢慢走”，第三十九页。

35.  罗香林，第三三○至三三一页。

36.  张亦工：“快快儿地慢慢走”，第四十页。罗香林，第三三四页。

37.  张亦工：“快快儿地慢慢走”，第四十一至四十二页。

38.  同上。

39.  魏外扬：《宣教事业与近代中国》。

参考书目

1.      罗香林：《中国通史， 下册》。台北：正中书局，一九五四年。

2.      魏外扬：《宣教事业与近代中国》。台北：宇宙光出版社，一九七八年。

3.      魏外扬：《中国教会的使徒行传：来华宣教士列传》。台北：宇宙光出版社，一九八九年。

4.      徐振保：《中外文化交流记趣》。上海：复旦大学出版，一九九六年。

5.      柳诒征：《中国文化史下册》，三版。台北：正中书局，一九五八年。

6.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台北：联经，一九九三年。

7.      张亦工，夏岱岱编：《割掉辫子的中国》。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8.      张亦工：“快快儿地慢慢走”，载于张亦工、夏岱岱编：《割掉辫子的中国》。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第三十四至四十六页。

9.      张亦工：“议郎，议员，议会”，《割掉辫子的中国》，第一一六至一二七页。

10.  张纬：“铁甲西来”，《割掉辫子的中国》，第一五五至一六○页。

11.  刘庆：“马上打不了天下了”，《割掉辫子的中国》，第一六一至一六七页。

12.  肖川：“从科举到学堂”，《割掉辫子的中国》，第一七五至一八一页。

13.  梁家麟：《福临中华》。香港：天道，一九九二年。

14.  温以诺：《破旧与立新》。加拿大：加拿大恩褔，一九九八年。

15.  温以诺：《中式神学纲要》。加拿大：加拿大恩褔，一九九九年。

16.  Kenneth Latourrette, China.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Inc., 1964.

《环球华人宣教学期刊》第十期，2007年十月。
(本文原载于《今日华人教会》2007年四月号，蒙华福中心准予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