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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化”谈起

“全球化”是一个近年常听见的名词，它的促成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交通日益发达，传播科技日新月异，加上跨国企业的崛起，使到贸易、资本、货物、人口等在全球下有更频繁的交流。在这现象下，吸引了很多学者去研究，有的认为这个世界会趋向“同质化”(homogenization)，如“麦当奴化”(McDonaldization) (Ritzer 1993)、“迪士尼化”(Disneyization) (Bryman 1999)等等，随之而来的便是“本土化”(indigenization)。有的则相反，认为这些频繁的交流会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复杂，并不是简单及单向的“同质化”或“本土化”，其中Arjun Appadurai (1990)便持这样的观点，他提出全球“断裂”(disjuncture)的现象，并从五个面向引证：族群图景(ethnoscape)、媒介图景(mediascape)、科技图景(technoscape)、金融图景(finanscape)及意识图景(ideoscape)，在特定的环境下，不同的文化元素在这五种图景中相互交错，最后构成一个多元的想像世界。

香港是一个推崇及奉行自由经济主义的地方，荟萃及交流着全球的文化，这种“断裂”的状态不单止在经济市场，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也随处可见。以尖沙嘴的“重庆大厦”为例，单是几幢楼宇，里面每晚便有着4,000多位来自120多个不同国家的人(Sinclair 1997)，他们有的是旅游，有的是经营生意，有的是寻求政治庇护。于重庆大厦内，我便曾经有这样的经验：透过在志愿机构教授英文，认识了一位肯亚人，有一次跟他及他来自格鲁吉亚的朋友在重庆大厦内一间的印度餐厅吃午膳，席间大家一起谈着重庆大厦内尼泊尔人的故事。对我来说，一个香港人跟一个非洲人及欧洲人在印度餐厅用英语谈着香港尼泊尔人的故事，并不尽是“全球化”(例：英语交谈)，或是“本土化”(例：外国人在尖沙嘴重庆大厦)，而是Appadurai所谓的“断裂”状态。

在这种“断裂”状态之下，实在不能再用传统的“民族性”(national character)—同一民族的人有着同一种的文化—来理解来自不同地方和国家的人，因为这些海外人士在主流社会(host society)面对着很多不同的契机，他们在这些契机中重新建构着他们的身份，这是一个复杂及流动的过程。

站在基督教信仰立场来说，这绝对是一个福音的契机，因为过去那种传统的“民族性”的观念在全球化的社会中已受到挑战，信奉犹太教、伊斯兰教、锡克教、印度教或者其他宗教的信徒在全球化之下也有机会接触基督教信仰，过去牢牢不可改变的信仰，现在变成一种“可能”。于这种情形之下，很多全球化的城市也兴起一种新的传福音方式——“本地宣教”，意思即是在一个宗教自由的环境里，向一些来自海外的人士传扬福音，而且，盼望他们信主以后，会将福音带给其他的侨胞，或是回国时，将福音一并带回，与家国同胞分享，尤其在一些封闭保守的国家。

从《使徒行传》看“本地宣教”

那么，在圣经中，有“本地宣教”的例子吗？有的，尤其犹太人是一个经历“大流散”(Diaspora)的民族(Wagner 2000)。

于主前722年，亚述王战败以色列国，撒玛利亚的犹太人给带到亚述(列下17:6)。然后，于主前586年，巴比伦王战败犹大国，将一些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带走(列下25:11)。其后，于主前63年，罗马大将军庞培攻陷耶路撒冷，并将部份犹太人掳去罗马作奴隶。除了因战败而被迫迁徙以外，有些犹太人也因着商业、贸易等迁离巴勒斯坦。就是在这些历史因素之下，形成“大流散”的现象，据估计，于新约时代，犹太侨胞——迁离家乡巴勒斯坦而移居外地的犹太人——便有三百万至五百万人之多。

犹太侨胞在《使徒行传》中被称为“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徒6:1)，宗教上，他们原本信奉犹太教，并于会堂聚会；文化及语言上，他们一方面受到侨居地的文化影响，操当地语言，另一方面也受到经商文化的影响，操希腊话，至于希伯来的犹太人所说的亚兰文，很可能只是他们的第二语言。

这些犹太侨胞于特别的犹太节日，如逾越节，会回到耶路撒冷朝圣，大概有100,000 – 200,000人。另外，有些犹太侨胞会因为退休生活或是盼望弥赛亚的降临回到耶路撒冷定居。这些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侨胞就是在一个特别的节日——五旬节，圣灵降临之下，很多信了主(徒2)，其中司提反、腓利、巴拿巴便是一些例子(他们的名字都是希腊人的名字，故此相信他们是犹太侨胞)。

后来，司提反在民间行神迹奇事，不被当地犹太侨胞所接纳(徒6:9)，最终被公会捉拿，为神殉道。自司提反事件之后，很多相信耶稣的犹太侨胞也给赶离耶路撒冷(徒8:1)。当他们四散的时候，他们走到腓尼基、居比路和安提阿，并向当地的犹太侨胞传福音，由于主与他们同在，很多当地的犹太侨胞也信了主(徒11:19-21)。

换言之，犹太侨胞因着宗教或生活离开居住的地方，去到耶路撒冷，并且信了主，他们首先向耶路撒冷其他未信主的犹太侨胞传福音(如司提反)，后来，因为宗教迫害，被迫四散，回到居住的地方(如巴拿巴回到居比路)，或是去到其他犹太侨胞的侨居地(如巴拿巴去到安提阿和以哥念)，进到当地会堂，继续向犹太侨胞传福音。

今天，很多人也因着旅游、经济、政治、生活等不同的原因来到香港，假若他们在香港信了主，情形很可能就像使徒时代的犹太侨胞一样，一方面跟香港其他同族的侨胞传福音，另一方面随着全球流动，与居住在不同地方的同族侨胞，或是在家国的同胞继续传福音。

本人认识一名尼泊尔青年人，他在香港透过香港基督徒朋友认识了主，其后，他积极地向他的香港尼泊尔朋友传福音。后来，当他回到尼泊尔探亲时，他也积极地向他的亲戚传福音。最近，他的家庭移居英国，同样地，在英国他也积极地跟他在当地认识的尼泊尔朋友传福音，对我来说，这名尼泊尔青年人就是“本地宣教”的一个最佳例子。

“本地宣教”的利弊

“本地宣教”最重要的地方就是能掌握全球化“断裂”状态下带来的福音契机，使过去认为难以接触的群体也有接触福音的机会。再者，一个本地人向一个来自海外的人士传福音，或是日后这名侨胞跟他的同族侨胞或是家国同胞传福音，也只是同文化(E1)或近文化(E2)的接触，并不像传统宣教士般需要经历跨越异文化的接触(E3)。不过，事情总有两面，契机的背后总隐含着一些危机，正如前所述，在“断裂”状态下，一切文化都是流动及不稳定，福音也不例外，在个人身上会难以扎根，随着全球文化流动，信仰会处处受到挑战。故此，在这“断裂”状态之下，实在需要一个广泛的基督教资源网络来支持整个“本地宣教”的事工，使到福音在不同族群的人身上也能扎根，令更多不同族群的人信主。

参考书目

Appadurai, Arjun. 1990. “Disjuncture and Difference in the Global Cultural Economy.” Public Culture 2(2): 1-24.

Bryman, Alan. 1999. “The Disneyization of society.”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47(1): 25-47.

Ritzer, George. 1993. The Mcdonaldization of Society: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hanging Character of Contemporary Social Life. Thousand Oaks, Calif: Pine Forge Press.

Sinclair, Kevin. 2007. “Kevin Sinclair's Hong Kong.” City,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5 July, p. CITY2.

Wagner, Peter. 2000. Acts of the Holy Spirit. Ventura, CA: Regal.

《环球华人宣教学期刊》第十二期，2008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