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章 02

格尔兹(Clifford Geertz)的文化研究理论可以对基督教宣教事工所提供的帮助

邝振华博士─香港浸信会神学院实用神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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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04年10月号院讯中,本院实用神学讲师连达杰牧师发表了一篇有关人类学与宣教学的文章。连牧师在该篇文章中,简明握要地介绍了人类学与宣教学的关系。现在笔者希望能承接在这方面的讨论,在这篇文章中笔者会介绍一位举世知名的文化人类学家格尔兹(Clifford Geertz)的文化研究理论。并讨论在宣教事奉中如何可以受益于他的理论,让我们的宣教事奉更有果效和更有深度。

 

        正如连达杰牧师所说的,当宣教士进入一个群体当中,迫切的课题是如何了解该个群体,好使他/她能有效地服事该个群体和分享福音的大爱。格尔兹的文化研究理论可以为宣教士提供的帮助,正正是在如何了解一个群体的迫切课题上。了解一个群体可以在不同的层面来进行,例如了解他们的种族的源流,他们种族的生理特征和他们所居住之地域的环境特质等等,但对宣教士来说以上三个层面不是他们首要研究的范围,因为要向一个群体传福音与服事他们,首要做的是突破文化隔膜。以上所提的三个层面的研究,只能为突破文化隔膜提供非常间接的帮助。要突破文化隔膜首先是要了解的是该个群体文化的特点,并且透过比较来掌握自己的文化和这个异域文化的差别。所以一个宣教士他要了解一个群体,其焦点是在文化。确定了解群体的焦点后,就要问两个重要的问题:首先是什么是文化?这个问题可以帮助宣教士确定所要了解的内容。第二是文化研究的目标是什么?这个问题可以帮助宣教士确定文化研究的方向。以下笔者会以这两个问题来分析,宣教士如何可以从格尔兹的文化研究理论中得到帮助。

 

什么是文化?

        格尔兹的文化研究理论所以能称颂于世,是因他提供了一个具体可行的文化定义,使文化研究能清楚地确定其范围、目标和方法。文化一词的涵意可以是非常广阔,它可以泛指所有人类在大自然活动所得的成果。一位著名的人类学家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就曾为文化下了一个无所不包的界定,他认为文化一词所指的内容当包括:(1)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的总和;(2)个人从群体那里得到的社会遗产;(3)一种思维、情感和信仰的方式;(4)一种对行为的抽象;(5)就人类学家而言,是一种关于一群人的实际行为方式的理论;(6)一个汇集了学识的宝库;(7)一组对反覆出现的问题的标准化认知取向;(8)习得行为;(9)一种对行为进行规范性调控的机制;(10)一套调整与外界环境及他人的关系的技术;(11)一种历史的积淀物。[1]

 

        若依这个定义来了解一个群体,则一个宣教士将要成为一本活动百科全书,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无所不知。这根本是一个不可能,也是不必要的任务。格尔兹提出一个符号学式的文化定义,藉着这个崭新而一贯的定义,[2]文化研究被收窄至一个可以操作的范围,亦同时使文化研究得到一个清楚而确定其范围和目标。

 

        符号学式的文化定义的基础是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的一个观点:“人是悬在由他自己所编织的意义(significance)之网中的动物。”[3]那是说人在世上存活不单寻求食物,还需要寻求意义。我们甚少听见人会因缺乏食物而自杀,但常常听到有人因失去生命的意义而自杀。但人得着意义不是只被动地领受,而是透过诠释周遭所发生的事情而去掌握。而每个群体都有他们自己一套思维让他们能诠释周遭所发生的事情,并同时创造意义。这套思维正是韦伯所说的“人类的义意之网”。格尔兹称这义意之网为意义系统,这个意义系统被一个符号系统所盛载,在一个群体内被传递至下一代。格尔兹定义文化为:“一个群体所建构成的意义和符号系统,藉此系统人定义他们的世界,表达他们的感受,与及作出他们的判断。”(an ordered system of meaning and symbols, in term of which individuals define their world, express their feelings, and make their judgments)[4]

 

        据以上的定义文化可分为两个大范畴:社会精神(ethos)和世界观(worldview)。社会精神是一个文化的审美观点和道德价值系统。审美与道德标准的厘定是一种价值的判断,当中所牵涉的生活层面非常广泛。不同的生活层面都有各自较小规模的价值系统。把这些小规模的价值系统汇集在一起,文化人类学家将之统称为社会精神。社会精神是一个群体的情调(tone)、性格、审美风格、道德准则和生活的质素,亦是他们对自己和周遭世界的基本态度。[5]

 

        世界观则是一个文化的认知(cognitive)层面和实存(existential)层面。是该个群体的事实图象(picture of the way things in sheer actuality are)。在这个图象中他们确定大自然的概念、自我的概念和社会的概念。世界观包涵他们最综合的秩序意念(ideas of order)。简单来说世界观是一个群体掌握世界真实(Reality)的蓝图,藉这蓝图一个群体能确定他们所认识的世界秩序和实存处境是如此地确定和适切。[6]

        社会精神和世界观之间存在着一种互相支持的关系。世界观被描述时会有一定的价值涵意,因世界观包括世界秩序,人按照此秩序而引申出来的价值系统会被接纳为理所当然,而他们的社会精神也就如此被理智地认为是合埋的。当社会精神被描述时,世界观会成为社会精神的基础和依据。而当一个群体坚持其社会精神时,世界观就会带有情绪地被肯定是真实(Reality)的如实反映,而基于此世界观而建立的众多价值(汇集在一起而成社会精神)是对应真实世界而引申出来的正确生活态度。[7]

 

        对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来说,宗教是他们社会精神和世界观的主要构成部份,[8]当宣教士向一个异教徒传福音时,正是用福音来重新模造该个异教徒的社会精神和世界观。重新模造不等于彻底铲除旧的,然后一下子换上新的,而是要把一个群体的社会精神和世界观引导到圣经真理的路上,被模造成合乎圣经真理的社会精神和世界观。这种重新模造可以在个人思维中发生,也可以在整个群体中发生。

 

        要引导一个个人或一个群体的文化(社会精神和世界观是其主要部份)变成合乎圣经真理,首要做的是了解这个文化,然后思考福音如何能在这个文化中产生意义,如何可以准确地被了解,和无有障碍地被接纳。这个过程就如一个翻译圣经的过程。圣经要被翻译,翻译者不单要对圣经原文有准确的了解,亦要熟悉那个要被翻译成的语言。要思考圣经的信息如何可以在该个语言中产生意义,如何可以准确地被了解,和无有障碍地被明白。

 

        宣教士要突破文化隔膜,就要对所要服事的群体之文化有所学习,而学习文化并非要学习所有与该个群体有关的事情。格尔兹对文化所作的定义为从事文化学习的人,提供了一个清晰的焦点,学习文化就是要学习他们的意义系统,即是他们的社会精神和世界观。简单来说文化研究就是要进入他人的思维世界(conceptual world)而与之对话。[9]

文化研究的目标

        格尔兹为文化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说明文化是什么,列明文化研究的内容,亦同时带出了文化研究的目标。首先,格尔兹清楚地指出什么不是文化研究的目标。格尔兹强调文化研究不是要如自然科学般找出一些放诸四海皆行的法则。[10]文化研究是透过分析一个群体所用的符号系统,去掌握和描绘符号背后的意义系统。他称这种对意义系统的掌握与描绘为“深厚描述”(thick description)。[11]因要描述得深,所用的文化研究方法和理论就要为该个文化来“度身定造”。尽管不同之理论可以互相借镜,但这些理论往往会与所要研究的文化体系纠缠在一起,以致为了研究某个文化体系而发展出来的理论会受地域和受该个对象文化所限制,于是无一个理论能成为一个普世都适用的理论(general theory of cultural interpretation)。[12]文化研究要求要深入,而不是要广阔,故此文化研究很难有预言性。所以文化研究最终所得到的成果是一种地域知识(local knowledge)。[13]

 

        地域知识即是深入地掌握某个群体的文化而建构出来的知识,它所要突显的是该个群体的文化独特性,而不是该个文化与其他文化的普遍共通性。对一个宣教士来说这种研究方法对宣教事奉非常有利。因为宣教士要在一个群体内事奉,至要紧的不是某个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的普世共通性,而是某个群体文化的独特性。例如一个宣教士要服事爪哇回教徒群体,他当然要明白普世回教所共有的宗教源起和早期发展。但掌握到这些普世共通的回教基础知识,不代表他能有效地在爪哇回教徒群体中服事。因为不同的回教群体之间,因所处的地域不同,所经历的历史不同,往往呈现出不同面貌,例如爪哇的回教文化和位处北非的摩洛哥之回教文化己存在着很大的差异。[14]所以一个宣教士要服事爪哇回教徒群体,对他来说第一要紧的不是要掌握所有回教文化的共有特性,而是爪哇回教徒群体的文化独特性。故此格尔兹所主张的文化研究方法所获得的地域知识对宣教士来说最为实用。

 

        文化研究与宣教事奉两种不同的活动,文化研究也不是为宣教而成立的学科,两者的目标不但有异,有时甚至会有所冲突。文化人类学家可能致力于明白和保存一个群体的文化,而宣教士在明白一个群体的文化之余,还会带着传福音的心愿。正如上文所说传福音是要把一个群体的社会精神和世界观引导到圣经真理的路上,亦即要以福音重新模造该个异教徒群体的社会精神和世界观。这个目标与某些人类学家希望能保存文化的目标是存在着一定的冲突。

       

        尽管在某种情况下,人类学与基督教宣教学会发生冲突,但正如连达杰牧师所说:“人类学与基督教宣教学确是紧扣着一起,人类学对宣教学、宣教事工、宣教工场及宣教士本人都有着相当大的贡献和帮助。”笔者介绍格尔兹文化人类学,正是希望热心宣教事奉的基督徒能从他文化的定义和文化研究的目标中得着帮助。

 


[1] Clyde Kluckhohn 用了二十二页来描写文化的定义,格尔兹归纳成十一点。参Clyde Kluckhohn, Mirror of Man. Greenwich (Conn.: Fawcett Publications, Inc., 1928), 24-46. 中文翻译转引自格尔兹:《文化的解释》,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页5。

[2] Kuper Adam, Culture: The Anthropologist’s Account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76, 98.

[3] Geertz Cliffor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73), 5.

[4] Kuper Adam, Culture: The Anthropologist’s Account, 98. 另参Geertz Cliffor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52 ,89。

[5] Geertz Cliffor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127.

[6]同上。

[7]同上。

[8]王铭铭:〈格尔兹与人类学〉在王铭铭编《西方与非西方》(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页349。

[9] Geertz Cliffor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24.

[10]同上,26-27.

[11]深厚描述这个概念最先由哲家Gilbert Ryle 提出,格尔兹把这个概念应用于文化研究。参Gilbert Ryle, Collected Papers, vol. 2 (London: Hutchinaon and Co. Ltd., 1971), 484-487. 另参Geertz Cliffor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5-6。

[12]Geertz Cliffor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26.

[13]格尔兹在一篇讨论法律的文章中提出地域知识这个概念,他强调法律学与人类学都是一种地域知识。参Geertz Clifford,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N. Y.: Basic Book, 1983), 168-187。

[14]有关爪哇的回教文化和摩洛哥之回教文化的差异,可参Geertz Clifford, Islam Observed: Religious Development in Morocco and Indonesi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1)。


《环球华人宣教学期刊》第十二期,2008年四月。
(原文刊于《香港浸信会神学院院讯》,2005年4月号,页7-9。蒙允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