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教应用 03

初探香港教会与内地教会交流时所出现的文化差异:以香港浸信宗教会与广东省三自(乡镇)教会为例

朱慧贞传道(香港牛头角浸信会)及甘仲雅传道(香港播道会同福堂)

 


|回宣教应用选单|

导言

随着中国经济及社会开放与政策稳定,今日我们所见是越来越多不同宗派的堂会进到内地发展她们的国内事工,形式亦日趋多元化。正因如此,与内地教会沟通及合作成了香港教会发展国内教会事工时要处理的重要一环。虽说两地只是一个关口之隔,但彼此无论是生活形态、政治、社会组织、语言等都存有很多差异。笔者们会把这些差异理解为“文化差异”。究竟这些文化差异如何影响两地教会的沟通与合作?面对合作时又如何处理,以致香港教会的参与能够实际帮助或配合内地教会的事工需要?

本文收窄内容范围,以香港浸信宗教会的其中三间分别是大型、中型、小型堂会与及广东省的三间三自(乡镇)教会为例[1],尝试分析她们之间合作时所存在的文化差异及处理方法。本文所描述的三间香港浸信宗教会时,将会分别以A教会、B教会及C教会为代号,而三间广东省的三自(乡镇)教会则分别以甲教会、乙教会及丙教会为代号。[2]

 

(一)文化差异及质性研究

本文以近代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的文化研究理论来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格尔兹定义文化为:“一个群体所建构成的意义和符号系统,藉此系统来定义他们的世界,表达他们的感受,与及作出他们的判断。”[3]而文化差异则是两个或以上群体各自有自己的意义系统,而这两个(或以上)之意义系统若不一致,便会产生差异。这些差异是可以分别存在于社会精神(ethos)或世界观(worldview)之内,亦有可能同时存在于两者之中。[4]

香港教会及广东省三自(乡镇)教会虽然在地理上相当接近,当中的群体亦是属于同一个民族,但两者却是拥有两个不同的意义系统。因此,在描述两者之间的文化差异上,必须要比较他们的社会精神和世界观。另本文以“质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5]为研究进路。因文化差异的内容及特性探讨,并分析过程中必须要经过的“诠释”[6]及深入性的理解,质性研究相对于量化研究进路较能做到这点。[7]而且,这进路又能够让研究者熟悉被研究对象的文化,透过诠释象征符号,找出他们独特的生活、行为及言语上的形态模式。[8]

(二)两地教会文化之分析

经过多次亲身访谈及观察,笔者们发现两地的文化差异主要可归纳存在于六个的生活范畴中,包括:1. 饮食、2. 用语、3. 待人、4. 行政治事、5. 钱财管理及6. 政治。以下就是从访谈及观察得来的资料研究结果[9]

1. 饮食

饮食习惯:两地教会的饮食文化最大的不同处,在于对食物的要求。受访之香港教会的弟兄姊妹(下简称“香港”)对肥腻食物特别抗拒;但受访之内地三自(乡镇)教会的弟兄姊妹(下简称“内地”)在这方面则不太着重。他们甚至觉得如肥猪肉、鸡皮、内脏都是上等食物,“有得食已经很好”。另外,“内地”会吃狗肉或野味的情况比起香港多;而“香港”对这些食物的喜好程度似乎都较为低。

 

2. 用语

“中英夹杂”:事实上,大部份内地都会听会说广东话(白话),因此两地在沟通上大体没问题。只是偶然内地的广东话带有乡下口音,香港的未必听得懂。不过香港说话喜欢“中英夹杂”,在这几次访谈中,内地均表示未有听过香港对他们讲英语。不过,香港却自觉有出现这情况。

用字、内容:“香港”与“内地”所说的广东话,有些用字会是不同的,例如“衰冲动”、“间铺‘接埋’(倒闭)”,这些字眼“内地”未必明白。另外因着文化背景(如生活质素、消费文化)的不同,“香港”的分享/见证有些时候会出现内地难于理解的情况。

 

3. 待人

生活行为:“香港”与“内地”对吸烟、说粗俗话、随地吐痰和乱抛垃圾等文化似乎有不同的理解。香港的弟兄姊妹会理解这些是“不合体统”的文化,是基督徒不该有的行为表现。相反,国内的弟兄姊妹则觉得这只是生活习惯而已,没大不了。笔者们就在其中的两间内地教会交流时,看见有弟兄在饭后或聚会后便即时抽烟。

阶级观念:在访问中,不是所有受访者都觉得内地教会有一定的阶级观念。B及C教会均认为乙及丙教会都有对男性及职衔越大/高的人有特别的看待。不过,在访问乙及丙教会,他们则表示没有这些阶级观念。就笔者们的观察,也没有发现乙及丙教会对男性的看重特别强。然而,却发现教会负责人/堂主任在教会里的地位可以很“超然”。笔者们则见过她们可以随时向其他同工“呼喝”,同工们只是“照做”。

 

4. 行政治事

时间观念:“内地”对时间观念的定义很含糊。例如短宣队负责的布道会定晚上七时三十分举行,国内的弟兄姊妹会因着家务或交通问题以致聚会到八时才开始。他们对此并不认为是“迟到”或“延误”,却认为是“很难说的原因”。对于“香港”将生活局限于既定及预先协商的时间表内,“内地”会觉得很有效率,但却欠弹性及太急。

系统策划:“内地”不习惯有预定或预设的指引、议程或方案。他们会认为改动及“到埗至算”是“必然”的事。然而“香港”讲求周详计划及按程序执行,“到埗至算”某程度上是欠缺系统计划、“不合规格”的做法。

组织与管理:“内地”在行政组织及管理上比较松散,如工作时间、工作及人手分配均很模糊。因为学历/文化水平关系,他们对“白字黑纸”行政记录方式的意识很弱,喜欢口头报告、“讲过就算”。

人治及关系:“内地”在治事上着重关系的情况比“香港”强。他们认为“拉关系”是帮助事情能够顺利运作甚或达至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因素。在内地教会,人治与法治的观念较在港更容易混为一谈。有时一个人的“话事”和决定会凌驾于按法规的治事态度。

 

5. 钱财管理

“弹性调配”:有关财政收入与支出,受访的内地教会均表示有清楚的列明及记录。不过,他们没有“财政预算”这计划,原因是国内的弟兄姊妹多是农民或低下阶层收入少,根本就无咩奉献……做唔到预算……”。正因如此,他们对金钱的运用有一套观念,认为可以因应情况而灵活调配运用,甚至毋须预先动议商讨。相反,“香港”认为教会运用金钱不能随意调配,应该有一套财务守则/指引;或在开会商议的情况下作决定。

 

6. 政治

跟政府关系:“内地”认为教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良好,对教会的发展是有利的。因此跟官方领袖(特别是三自会主席)建立关系尤其重要。“香港”亦同样发现与内地政府有良好关系的重要性,所以亦会主动透过不同的途径来建立彼此间的关系。

宗教政策:宗教自由在内地虽不及香港,不过内地政府对教会的宗教政策似乎有相当的弹性,只要与官员有良好关系,并且不作出一些越轨的行动,例如“唔可以派单张、挂海报、街头布道、入学校传福音/唱诗……”,其他的事情是可以商量的。

教会受制于国家:内地教会有很多地方均需向政府负责或交代,例如薪金及牧者按立问题,是由三自会决定。另外,在言论方面,教会亦不能公开评论有关国家政府的事宜。这跟香港的“地方教会”文化有很大差异。

面对这一连串文化差异,两地教会(尤其香港教会)可如何处理?笔者们就交流时的个人观察及受访者的回应,归纳出香港教会在处理上述六个生活范畴的文化差异之一些方法。

 

(三) 受访香港教会处理文化差异之方法[10]

1.       对“饮食”的处理

接受访问的三间在港教会(下简称“香港教会”)在解释时,会强调对方的款待“已经做得好好,当系自己人就唔驶咁客气。”而非不喜欢对方的膳食安排,只是“不想他们麻烦、辛苦”“不想俾佢地压力”,所以情愿邀请他们一齐出外用膳。而且,两地受访之教会经过多次交流合作下,大家(尤其内地三自教会)都了解双方的饮食文化之差异,又肯作出调整。例如C教会跟丙教会提过香港的弟兄姊妹并不热衷于吃狗肉、野味,丙教会其后没有再为C教会安排类似的食物。B教会则多出外进食及自己作主导负责点菜。另外,香港亦会提醒弟兄姊妹到受访之内地三自(乡镇)教会(下简称“内地教会”)时,请勿“拣饮择食”;“唔好挑晒啲鸡皮/肥肉出来”等。

 

2.       对“用语”的处理

“香港教会”似乎明白在内地教会应避免使用英语,所以“会aware,尽量唔好讲英文。”“香港教会”既知大家的文化背景不同,所以在用词或表达方式上“……尽量直接,讲白啲……”。另外,C教会若安排有弟兄姊妹首先分享见证,他们“会睇佢讲什么见证,或教他们怎样去表达,尽量避免唔好讲啲人唔明白嘅嘢。”“香港教会”均表示“起行前,会一齐做briefing,有preparation,谂吓要讲乜嘢……”。

 

3.       对“待人”的处理

就笔者们的观察,“香港教会”虽然对内地教会的弟兄姊妹说粗俗话、吸烟、乱抛垃圾等所谓“不合体统”之社交行为不表欢迎,但他们没有作出任何回应,原因是内地教会的弟兄姊妹似乎压根儿不把这些行为看作“有问题”,“个个都系咁”,“香港教会”便很难跟内地教会的弟兄姊妹就这些问题给予意见。而且,“内地教会”的环境因素某程度是限制了他们去改变这些行为表现,例如B教会提到乱抛垃圾这情况,国内确实很少垃圾箱,B教会的弟兄姊妹有时也会跟乙教会的弟兄姊妹一样,迫于无奈将垃圾随地抛弃。

不知是否跟“内地教会”男女观念有关,“香港教会”负责带队的领袖全是弟兄。不过,香港教会认为最重要是建立关系,当大家沟通及合作的机会多,“知道你真系关心佢地,来帮佢地”,那不管对方的性别或在香港的地位,“内地教会”对“香港教会”的弟兄姊妹也是一样。此外,明白“内地教会”的阶级观念及人事关系文化,“香港教会”到“内地教会”时会特别“小心说话”及要知道“什么时候该找什么人对话”。

 

4.       对“行政治事”的处理

内地教会跟“香港教会”无论对时间、行政治事各有不同的看法,香港教会在这方面便需要多弹性。“香港教会”指“已有心理准备”又或是“上到去再confirm一次,问清楚佢现时的安排如何”。甲教会也指“会先同香港倾下,可唔可以改(聚会内容或时间);唔得就教育下佢哋(内地弟兄姊妹)”。对于行政管理,“香港教会”表示有为“内地教会”提供一些训练及指引,不过功效不大。A教会认为要给予时间大家适应及协调,“从无到有就系咁”。

另外,笔者们发觉“内地教会”的资源有限;同工的学历一般为低,要他们定期开会、编写计划、做记录等行政实务并不容易。人治及关系会影响内地的治事文化,所以同样,香港教会会特别“小心说话”。

 

5.       对“钱财管理”的处理

就“内地教会”处理内部的奉献,“香港教会”均表示这方面不便亦不容易介入。不过从“香港教会”给予“内地教会”的奉献,“香港教会”会看紧一点,因为“香港教会”要向会众交代。“内地教会”也明白这一点,所以“奉献由财务组负责……香港弟兄姐妹俾嘅奉献系专款专用,(佢地)唔敢乱用,怕问番答唔出”。B教会的处理手法就是“钱不会直接落堂会,会先到三自……彼此监察……”,不过在实践时要“……很小心,不要让他们觉得我地唔信任佢地”。

 

6.       对“政治”的处理

“香港教会”明白国内有其自己的政治文化,“政府官员也有他们的难处……所以联系很重要……尊重他们的底线”。这方面“香港教会”的处理是“按本子办事”,大家要多沟通,做多些建立关系工作。对话时,大家说清楚,内地官员会提醒香港教会,跟“香港教会”“讲清楚有咩可以做,有咩唔可以做……”。B教会表示有时他们觉得内地的气氛紧张,他们会反而跟乙教会说:“危险播,都系唔好去(探访)喇……”。“香港教会”认为这方面的限制虽有,不过对他们来说问题不大。有“香港教会”的弟兄姊妹笑说:“单单在教会里做都有排做,唔可以出去布道、派单张未尝不是好事”。相反,当内地/三自及政府官员跟“香港教会”熟谂;明白“香港教会”的“来意”,很多地方都会给予“方便”。

 

(四) 对“香港教会”处理文化差异的反思

是次受访之“香港教会”在处理两地教会合作时所遇之文化差异,其方法正好反映出耶稣基督及保罗所著重的以“他者”为本,乐意尊重及迁就他人文化这宣教模式。这种以“他者”处境为中心的工作模式,可值得香港其他教会作为参考。

神爱世人,愿意主动走进人类的文化生活中,当中以神道成肉身这历史事件为最突出的例子。[11]神甘愿倒空自己(kenosis),自愿作出了自我的限制及调整。[12]神又以受体(即以人)为中心,采用人能明白的媒体来启示自己。媒体可分为两个范畴:普遍启示¾取材于大自然的文化处境,及圣经¾ 一个多元文化的文件[13]

另外,保罗认为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为世上的每个人,在族群上并无区别;因此,他的宣教策略并不是要把犹太人希腊化,亦不是要把希腊人犹太化。保罗为着传福音的使命,甘心作了众人的仆人,就是愿意向着怎么样的人,便作怎么样的人。他更愿意为着对方的缘故作出牺牲,例如,他为着拒绝在即将信主的人或是“软弱”的信徒面前放置不必要的绊脚石,宁可不吃祭偶像的食物。[14]

大部份受访之香港弟兄姐妹都明白,与不同文化的群体相处时,并不是以自我为中心,喜欢怎样行便怎样行;相反,是以尊重对方的文化为出发点,自愿地作一些自我的限制及调整。此外,他们亦明白到用时间与对方一同经历、互相了解乃是处理文化差异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受访之香港教会处理文化差异的手法,乃是透过多年合作的经验及深入了解对方的处境所得出来的宝贵心得。就是说,让对方明白“香港教会”并非不能明白他们国内的文化及所面对的限制或困难;“香港教会”愿意了解他们,并与他们一同经历及学习。

笔者们从搜集资料到撰写文章,在经验交流、观察、访谈、反思的过程中,心里不时想着:今日当香港教会北上到国内作宣教工作时,是带着什么心态?当中我们所传所作的,究竟有多少是圣经的真理,有多少只是地方的传统文化?是绝对,还是相对?香港教会与内地教会合作,还望要留意自己的身份毕竟是“客”,别硬把自己的宗教或文化传统、模式加在人家身上。

 

总结

本文对文化差异如何影响中港两地教会之合作只是一个初探而已,这课题仍有很多可讨论的空间,毕竟本文所选取的教会只是中港两地芸芸众教会中的六间。不过从她们的分享,大家都似乎认同跟内地教会能有良好的关系;经常的沟通;互相的尊重,乃可帮助处理合作中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困惑。求主帮助我们,存谦卑温柔的心,靠着圣灵给我们诸般的智慧,忠于圣经的教导,好使国内(甚或其他地方)有更多人认识何谓“神的爱”!

 


[1]笔者们在芸芸宗派中选择浸信宗,主要原因有二:直至2003年,浸信宗在本港仍是最大宗派,某程度上有其代表性;以及浸信宗是属自己的宗派,较易取得有关研究资料及跟进。参《香港2003》(香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新闻处,2004),页306。另本文界定浸信宗大型、中型及小型堂会是以崇拜平均出席人数而论。1000人或以上的为大型堂会;200人以下为小型堂会;中型堂会的崇拜平均出席人数则介乎两者之间。

[2] A教会为一间大型教会(崇拜平均出席人数为1500人),B教会为中型教会(崇拜平均出席人数为426人),而C教会为一间小型福音堂会(崇拜平均出席人数为75人)。参香港浸信会联会2003年年报,页200-1及C教会传道人的口述报告(2005年3月18日)。

[3]“An ordered system of meaning and symbols, in term of which individuals define their world, express their feelings, and make their judgments”中文翻译选自邝振华:<格尔兹(Clifford Geertz)的文化研究理论对宣教事工的帮助>,《香港浸信会神学院院讯》(香港浸信会神学院,2005年4月号),页8。

[4]就文化差异的理解之详细描述,可参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Harper Collins, 1973), 127及邝振华:<格尔兹(Clifford Geertz)的文化研究理论对宣教事工的帮助>,页8。

[5]“质性研究”简单而言是指非由数字统计或其他量化的方法分析或探索得出一些单一或多重的变项结果。它多用于探究社会现象或行为之外显或隐含的意义(manifest and latent meanings)。参Anselm Strauss and Juliet Corbin:《质性研究入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吴芝仪、廖梅花译 (嘉义:涛石文化,2001),页17及潘淑满:《质性研究---理论与应用》(台北:心理出版社,2003),页16-7及19。

[6]“诠释”意指研究者基于被研究者所提供的资料、内容及观点,理解后找出及赋予每一个处境及现象的功能及对被研究者的意义。参W. Lawrence Neuman:《社会研究方法---质化与量化取向》,朱柔若译 (台北:扬智文化,2000),页620。

[7]参Anselm Strauss and Juliet Corbin:《质性研究入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页17。

[8]参W. Lawrence Neuman:《社会研究方法---质化与量化取向》,页610及614。

[9]内文中的黑体字为笔者们于访谈时或记录或听取的直接说话内容。

[10]由于在多次访谈中,笔者们发现受访之内地教会并没有太多处理两地之文化差异。因此,以下的讨论会多集中在受访之香港教会方面。

[11] Charles H. Kraft, Christianity in Culture (Maryknoll: Orbis Books, 2002), 170&173.

[12] David J. Bosch, Transforming Mission (Maryknoll: Orbis Books, 2004), 208.

[13]指圣经为“多元化的文件”因其展示了神向不同文化处境的人的启示,例如旧约的概念包含希伯来人的文化、新约的概念包含巴勒斯坦及希罗世界的文化等等,当中显示出神主动地迁就人类的多元文化背景。参Charles H. Kraft, Christianity in Culture, 220.

[14] David J. Bosch, Transforming Mission, 135-6.


 

《环球华人宣教学期刊》第十二期,2008年四月。

(原文刊于香港浸信会神学院出版,《使命教会》 2005年8月号,页20-23。蒙允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