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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儒家荀子乃先秦诸子中弃孟子之人性善论取人性恶论鸿儒，堪称为先秦思想集大成者之一。荀子乃战国末赵人，曾殷切寄望齐国能调动友邻诸侯以制秦楚，故跻身事齐，承齐王授予“列大夫”之尊。无奈齐王黩武、庸碌，又有奸臣谗言中伤，被迫离齐以适楚,事春申君，受封兰陵令。蓬居楚间，又因小人毁谤而辞返乡里。后虽为赵成王赏识封为上卿，毕竟因赵弱而无以发挥。最再后，随反儒者惯例而入秦，未受重用而忧死兰陵。荀子一生甚不得志，留《荀子》一书乃政学大全，成后人教育指南，贡献远倪。

荀子教育方针，大略专致力于育有儒者风格之士，兼治国才能之君，乃成众望所归圣人。他的教育目的就是要为国家、社稷、官场提供治国精英，影响了国人教育方针和制度剧深。荀子《修身篇》力促好法而行之士；笃志而体治君子；齐明而不竭之圣人。续谓人无法，则伥伥然；有法而无志其义，则渠渠然；依乎法而又深其类，然后温温然。本文以基督教的立场，就荀子的士、君、圣人之三层进阶的理想论说，作些浅评，供同道思考。[1]

一、               荀子的士、君、圣人

１。好法而行的士

 “士”依荀子论为最基层之人才标准。“士，好法而行者”。[2]为士者，“上能尊君，下能爱民”，乃基层官吏本有才德。荀子论“士” 之说有异于庄子之取自然以寓道，而重视自然理则以悟理。是故，荀子特别注重假物治学，兼陈仲衡以去蔽，免得“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其天论篇特强调观天悟道，依理而行，故曰：“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下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下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下不能祸。”这些观天之法，是“士”的最起码知识。士若能好礼法又能全面性的看问题来解除蔽障，免得思维被事物之片面所限而盖全明理。如此方能正道好法而行，善用各项观察自然而来的知识：登高而能见远；顺风而粗声疾；假马而能致千里，舟楫而能绝江河。[3]　这些都是进学之基本条件。备有这些基本条件则可入门仕途，尊君爱民。

２．笃志而体的君子

好法而行之士，须进而争取作才德兼备的君子。对荀子而言，君子应能笃志二体。换句话说，士若能有从好法而行的体会来以坚定的立场施诸行为，又能藉着见象而期以志天、见宜而息以志地、见数而事以志四时、见和而治以志阴阳，那么，本以为“官人守天，而自为守道”，这就是君子的特点。君子既然能看清：“天不为人之恶寒而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远而辍广，君子不为小人之匈匈而辍行。”而只考虑如何顺应自然，就不需去考虑要怎么样改变自然的规律。因“天有常道，地有常数，君子有常体矣。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功。”

因此，荀子在《劝学》里强调：“君之学也，入乎身，着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蝡而动，一可以为法则。”也就是说，君子学习将有益的听入耳中，记在心中，贯彻全身，又表现在举止上；稍微说一句话，稍微动一动，都可以成为别人效法的榜样。

荀子认为，君子的标准要高过士。为此，他认为君子的之教育要强调言行 一致，表里如一，注重实践。这就是他所说的“行乎动静”。对荀子来说：“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以“行”做为学的最高阶段 。对他来说“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治国者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除其妖。”他就是用这种标准来培育君子做到学有专长，专心致志，持之以恒，锲而不舍。

荀子在《儒效》篇中又说：“君子言有坛宇，行有防表，道有一隆。”意思是说，君子说话行事都会有一定的原则和高尚的道德标准。为人可修其内而让于外，能积德于身而处之以遵道。是故，君子“贵名起如日月；天下应之如雷霆。”因为君子能致力于自己内在思想的修养和在外谦虚辞让，自身积累德行而遵循正确的原则去处理一切。像这样，尊贵的名声就会像太阳月亮升起，人人就会像雷霆那样轰轰烈烈地响应他。这就是荀子所强调的君子的笃志而体了。

３．齐明而不竭的圣人

对荀子来说，最高标准的人品是圣人。在答覆：“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荀子对曰：“其唯学乎。彼学者：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圣人也。上为圣人，下为士、君子，孰禁我哉？”[4]对他来说教育就是这么重要，贱欲贵，愚欲智，贫欲富，唯靠学习。力行者，勤奋努力，精通学到的知识，就可喂为士、为君子、为圣人。上为圣人，下为、君子、士，这都是可以做的到的。

他在又在《天论篇》特别详述人应如何竭力弃绝暗天君，乱天官，弃天养，逆天政，背天情，丧天功之大凶，进而能竭力申天意，清天君、正天官、备天养、顺天政、养天情，以立天职、成天功。结果论会达到知其所为，知其不为之；天地官而万物的盛境。这样就能做到行曲治，养曲适，生不伤的知天。又是能达到“大巧在所不为，大智在所不虑”的境地。

荀子也在《儒效》及《王制》二文中对圣人的标准做了更具体的阐解，说：能修百王之法若辨白黑，应当时之数若数一二；行礼节能要节而安之，若生四肢；要时立功之巧，若诏四时；平正和民之善，亿万之众而博若一人；上能察于天，下能错于地，塞备天地之间，加施万物之上；微而明，短而长，狭而广，神明博大以至约。荀子更认定圣人能“忠信而不谀，谏争而不谄，挢然刚折端志而无倾侧之心；是案曰是，非案曰非，有事中君之义”。所以圣人是人主之宝，王霸之佐，有德之才。处事能法而议，职而通，无詌，无遗善。浅显地说，荀子眼中的圣人是对国家礼法制度有深刻理解，对职责能贯彻实行。不隐瞒智谋，做事能充分发挥才能，利国利民。到这种境地就是所谓能不断追求全面明白事理的齐明而不竭的圣人了。

二、荀子之教育目的分析

显而易见的，荀子之教育目的是为国家的一统栽培合用的人才。重点在于“取人有道、用人有法”, 根据人的品德高下，才能大小定官职。大德大才则大用，小德小才则小用，无德无才则不用。总括一句话，就是人才致用，役物致于役人。

荀子的士、君子、圣人三品，分析简洁，节节推进，条理清晰。细窥祥究，其封建官吏制度的运作和推理表现无遗。荀子的教育准则和理念无疑是为国家社稷预备受用的合适人才。追根究底，都是离不了如何受人重用，如何用人。纯属官场文化模版，专业制造帝王傀儡——育德以备造人才，让当权者能 “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人可戴其一而各得其所宜。”

荀子的教育观和教育的至终欲达目的正是荀子一生经历悲局的主导路线。 其时其境，虽难定夺,但事实告诉我们人生目的未必得是要单为谋仕途。荀子尽其一生之劳，到头来竟是：不得志、无人赏识、被人中伤诽谤,最后幽幽而终于兰陵。不但如此，就是荀子的老师、先辈（老子、孔子、墨子等）、学生（韩非、李斯等）以及那些走在儒学教育目的论这条路上的鸿儒，都难逃杀身之祸、悲切而终之结局。

三、基督教的教育观的本体根据

从基督教的教育观来看，教育的目的是不能离开创造者在创造中的作为和意旨－－神的自己和神的启示。人除了从创造界目睹创造主的奇妙大能之外，更可从中察觉创造主的创造目的和本意，去体认创造的本身是源于神的善良和荣耀。为此，教育目的不应是，也不能单以区分人之品位而育之，而是让人能在神创造中尽其本份、尽其所能、做所当做之事。如亚当之于伊甸园，能尽修理看守，管理全地之责。人是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有神的灵吹人的鼻孔里，人就成为有灵的活人。这样，人已经秉承了神的创造性，同时也秉承了参予神的创造和管理的权柄。这包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以及为各样动物“定夺”的命名权，好让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充满全地如水充满洋海一般（赛11:9,　哈2:14）。

虽然荀子的教育理论中肯可亲，非常实际可靠， 也摆脱了一般迷信的色彩和气氛，但终归因只能在自然天地间观察和运作。 在没有神特别启示的情境下，只能在人本思维里中团团转，离不开此岸世界的制度和网罗，将人、人的将来和命运全都交付在人间首领的手里。 难怪它只能利用人或被人利用，到头来只成了在权者的道具傀儡。

当教学的目的只为当权在位者预备合用人才时，它必然会堕入以人为本教育宗旨的框藩中。结果当然是在以人为本的教育过程中落入役人与役于人的漩涡。中国历久畅行的科举与后科举制度便是明证。更为令人沉重的倒是现代教育哲学和教育理论竟也储意地含有极浓的封建王朝教育的气息。这种“以人为本”的教育方针贯穿占据了国民教育、封建教育悲剧的重演必将不期而至。

结论

在“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政权替换现实中，中国两千多年来迁流不居的“士”并没有为社会带来太多改革，也没有为人民带来真正的更新[5]。更为可惜是这些上人之士、君子、圣人竟成为下一朝代的弃民和贱民，真叫人悲叹心酸。

不首先肯定人类的生命和生存目，就无法认清、认定教育的宗旨和方针。即使纲纲条条精细如丝，依然只是适时性、应时性的空谈和虚骄。

以基督教的观点来说，基督徒当是首先从信仰的理念去肯定那永恒不变的真理，作为教育哲学的前提，并确实地循此前提而从事教育的事工。使徒保罗立定信仰宣言：无论是生是死，我们总是主人（罗十四７）。为这缘故，基督徒不应该，也不必要把人以等级、品位择首次；相反的，应是本着爱人如己的心态，作成荣神益人并源自信仰本分指导的教育事工。

既然人是本着神的形象和样式而被造，基于被造界的奇妙可畏（诗一三九14）的必然缘由和人人受造平等的前提，教育和教育动机，才能缔造教育基础、嫠定教育标准、确准教育大纲、健全教育规制、方针和目的。这样，我们在教育上所付出的劳苦才不致于虚空捕风而归于徒然。

只有以“以神为本”的神学思维作为教育的哲学基础和神学基础的基本教育体现和运作，才能真正促成健全的国民教育。总体来说才能为神的国度培育真正以生命荣神益人的世界公民。

《环球华人宣教学期刊》第十三期，2008年七月。

[1]本文分两部分，首先就荀子的教育理念将他的士、君子、圣人教育作点简洁的介绍，最后才本乎基督教的观点作些简单的反省性评检。都是存着抛砖引玉的心态期盼同道回应。

[2]　荀子之士乃指知礼之儒。他所说″好法而行″乃指知应行之礼而专事礼之仪，不逾规矩。尊君爱民即以礼为本，进而在这基础上能礼法兼治。在儒者品格、学识上赋有治国理政才能胆识，从好法而行之士，成为笃志而体君子，最后成齐明而不竭的圣人。

[3]　荀子重利用自然之力和律，登高山则可看得远。利用风速则可将声传得奇远。骑马则可行千里，乘船则可走尽江河之端，如此一切都是应用自然的实例。荀子认为，具备这样的才能可官天地。这是荀子管理天地、奴役自然之人定胜天说。

[4]参《荀子》儒效第八11

[5]祥参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环球华人宣教学期刊》第十三期，2008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