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福音普传选单｜

1989年6月4日是难忘的一天。在天安门广场上，解放军向学生开枪，坦克与装甲车也开进广场。长安街一片混乱。人们到处乱跑，不少人扶着或抬着受伤者逃离天安门。我独自一人静静地坐在电视机前，看着这一切。心里又气忿，又伤心。我问神：“为甚么？为甚么我在加拿大而不在天安门？”当与我年龄相仿的年青同胞，为了理想而献上生命的时候，我却在安逸的加拿大。我巴不得那一刻能飞到天安门广场，与他们一起轰轰烈烈地倒下。但这却不是神为我安排的道路。

我在1969年4月于上海出生。父亲是香港华侨，50年代的爱国青年。他从香港回国到武汉大学读书，在大跃进与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差点饿死。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在单位里结识了我的母亲。母亲出生于书香世家，我的外公是大学教授。父母亲都是知识份子，有不错的收入，应是一个美好的小康之家。但在文革时，知识份子被打倒，像父亲有海外联系的更被视为特务，吃了不少苦头。所以当邓小平上台后，改革开放一开始，父亲就带我和母亲到香港去。1982年我们又从香港移民到加拿大。出国后我们才知道父亲是基督徒，他先后在香港和加拿大的温尼泊市带我们去教会。我于1984年信主，1987年在温城华人宣道会受洗。1989年民运时我刚读完大学二年级。如果神没有让我一家移民加拿大，我就应在国内读大学。也许我会是天安门广场上其中一位热血青年，成了坦克下的牺牲者。但我, 虽也是在国内出生, 长大, 也是大学年龄的青年, 却可以死里逃生, 身在加拿大, 不在天安门。神带领我出国逃过此劫，并有机会认识祂接受永生的福音。

当时我对神说：“你一定还有用我之处，我愿意为你, 为祖国, 为同胞尽力, 将好得无比的福音传给他们。”那时我就有一个愿望, 期望有一天能回中国宣教. 但我知道，当时还太年轻, 不懂得怎么去宣教。我想，四十岁应是一个合适的年龄, 到时可以回国宣教，完成这愿望.

大学毕业后我搬多伦多郊区的密西西加工作，并在证道浸信会美城堂聚会。我像一般刚毕业的年青人一样努力工作为求事业有成。就这样，我一级一级的爬上事业的阶梯。29岁的我，已成为一间互惠基金公司的营业推广部副总裁。

当时我不但事业有成，亦已组织自己的家庭。妻子袁美华出生于香港。1991年她随父母移民到多伦多，1992年开始参加我们的教会。我们是在教会的诗班里认识，并于1996年结婚。在这安逸顺利的环境下，我已忘记当年宣教的愿望。

1998年，亦是我事业最高峰的时候，神透过教会夏令会的讲员呼召我全时间事奉。讲员与我们分享约翰福音21章，耶稣复活后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在那刻，像是耶稣也在问我，“你爱我吗？你爱我比你的事业，金钱，名望和一切物质享受更多吗?”我回应主，“是的，我爱你比这一切更多。”我花了很多时间，精力，建立我的事业，我的家庭，满以为这样就有一个丰盛的人生。虽然我在教会里也有许多事奉，是教会平信徒领袖之一，但我却没有将神摆在我生命里的第一位，也没有让耶稣作我生命真正的主。那刻我降服在主面前，将整个生命献上。主给我的使命是：“你要喂养我的羊。”回应主的呼召，我开始到天道神学院（Tyndale）攻读神学。2003年神学毕业后，我便在自己的母会，证道浸信会美城堂担任英语部传道一职。在那时候，这群在加拿大土生土长的年青人是神赐与我的羊群。

2005年五月，我与妻子带领几位弟兄姊妹到捷克短宣。当时我是教会的英语传道兼差传部部长，连续四年都参与教会的短宣队，但长宣的念头已打消了。就在这次捷克短宣路程中，主呼召我们作长期宣教士。在布拉格的一个晚上，圣灵感动我，呼召我要到欧洲宣教。当时我确定神要差我们去欧洲宣教，但还没有清晰知道去哪个地方。短宣结束后我与妻子到德国探望一对从香港来的华人宣教士. 在那期间, 他们带我们到德国的华人教会与查经班, 让我们看到当地的需要（编者按：若要知道德国华人福音的需要，请看本期下一篇文章<德国的挑战>。）。

神不但给我们看到需要，更将德国的负担放在我们的心里。在一次火车的旅程中,我们看到田野有一群羊, 但没有牧羊人看顾. 我们不约而同地想到这群居住德国的同胞, 就像这些羊一样, 缺乏牧羊人来牧养. 这样, 神的呼召逐渐清晰, 祂是要我们去德国传福音给这群中国的大学生。

经过三年的准备, 我们终于出发, 到德国中部的哥廷根宣教. 屈指一数, 明年我将是四十岁了. 主没有带我回中国宣教, 而是到了德国, 让我们向新一代中国的大学生传福音。这一批十来二十岁的年轻人, 恐怕对“八九、六四”没甚么印象。但他们无疑是中国将来的希望. 感谢神！让我们有这个机会为祖国, 为同胞, 为天国的福音出力。感谢神！让十九年前一位年轻人在主面前许的愿望, 今天终能得偿！

《环球华人宣教学期刊》第十五期，2009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