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章 04

约翰巴文克之劝悔学(elenctic): 多元宗教对话与宣教的原则与应用

钟伟强博士
─澳洲维省长老宗神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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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今天, 宣教目标的确立变得更复杂, 分工也越来越仔细(巴文克 1949, 115),其结果就是我们对世界宣教的责任也越来越重了。一方面,后现代主义世界对多元文化的容忍,使我们在多元文化社会中推动宣教与建立教会的机会增加了。另一方面,多元文化主义观念对基督教宣教事工也构成重大的挑战,我们必须思想如何能在多元文化处境中维护基督教救恩的超然性与独特性,并能推动宣教的工作。约翰巴文克博士的劝悔学虽然写于20世纪,却对今日在多元文化处境的宣教工作有很大的提醒与帮助。

约翰巴文克博士(Johan Bavinck,1895-1964)是一位改革宗的宣教学者,生于荷兰的 Rotterdam(van den Berg1996,428).他以仁慈谦虚待人而著称。无论对方是那一种族,性别,年龄的人,他都能爱护与敬重(Verkuyl 1978,36)。他对多元宗教对话与宣教的关怀,促使他在这方面的研究非凡。他其中一个重要的观念及理论就是劝悔学。

 

劝悔学的前设与原则

背景

巴文克以一种跨科际手法来处理劝悔学的观念 (巴文克 1960, 233-239; ban den Berg 1996, 432-33)。他对劝悔学的建构是受到于下列三方面的影响。

第一,他牧养的经验。巴文克曾在印尼当教会牧师,宣教士及神学院教授(1919 – 1939)。他大部份时间都在 Solo镇服事。那里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地方, 虽然受到印度教与佛教的影响,爪哇传统文化仍然以回教生活的形式保留着(van den Berg 1996,429)。在这小镇里,不同的信仰与宗教结合成独特的当地文化。这除了影响了巴文克对不同文化和种族接纳的态度,也直接孕育了他劝悔学的理论。

第二, 他对普通启示之影响的理解也构成了他劝悔学之理论基础。在这方面, 巴文克是受著名神学家巴特的影响 (巴文克 1948, 107-108)。他并因此而建立了自己对宣教与启示之关系的独特见解。

第三,巴文克曾经深入研究宗教心理学,他对心理学的兴趣及训练也是造就他劝悔学理论的基础(van den Berg 1996,429)。这心理学训练的背景,不但可以使他确信基督教的救恩与强调人类经验为主的宗教有所分别,更可以帮助他分别基督教与别种宗教的分别。同时,这也使他认定基督教在世界宗教中的重要地位(巴文克 1956, 308-313) 。

从巴文克选择以“劝悔学”一词来形容宗教对话可以看出他的研究进路。劝悔学一字源自希腊动词 ‘lengchein’,此字与定罪及定罪所带来的羞耻及谴责有关(1960, 221-22)。“劝悔学”的重点就是把人带到神面前,使他在神绝对主权之下被定罪(1960, 227)。

劝悔学的前设

普通启示

巴文克坚信普通启示的存在(1966, 119; 1960, 227-228)。他主张加尔文的学说,认为神已经把信仰的种子存放在人心里(1948, 91)。并认定神每天籍着祂自己荣耀的启示向人说话 (1948, 104-105; 1955, 49)。虽然普通启示是赐予世上所有的人(罗马书一章19节)(1955, 53),可惜因着罪的缘故,人却选择逃避神的呼唤(1948, 105),并藉着各样的虚谎幻想来压抑及取代神的真理(1955, 53),将不能朽坏的神变成可朽坏的人的形像(1948, 101)。

因此,巴文克认为其他宗教虽然声称拥有真理,我们必须谨慎看待研究这些宣称。尽管他们所用的字汇与基督教相同(1955, 54), 我们必须按着其宗教处境及文化来细读及理解当中的意思。

自然宗教

巴文克认为; 不论是正面或负面, 宗教在塑造人类上古文化上皆有其独特的功用(1966, 25)。再者, 宗教是属于“人类本性及其生活结构”的一部份(1966, 15)。因此,宗教信仰是人类存在的源动力及其对自我生存的一种反应(1966, 18)。宗教信仰亦是人类生存的重要基础(1948, 81)。

巴文克按着下列的假设来界定自然宗教的意义, 这就是“世界上不同的宗教都

有一共同的根源”,它也代表着“人类精神上的本能”(1948, 87-88)。巴文克

相信自然宗教代表了“人类对自我心灵中的超然直觉”。这就是确信宇宙间有一位超然者存在(1948, 88;89)。

但是,巴文克也把基督教与自然宗教作出截然不同的划分。他指出自然宗教并没有宣讲基督教的独特性, 反而把神及其启示遗漏了 (1948, 88-89)。因此, 自然宗教过份看重人及其特质,而少着重神的启示(1955, 45)。换言之,自然宗教虽然保留着神的普通启示,而这启示却被自然宗教中的人所朽曲了。人虽然藉大自然知道宇宙有一位超然存在者, 却因罪的缘故未能认识独一真神。

宗教历史

巴文克相信在普通启示及普世恩典的假设下,人皆有宗教的觉知; 此觉知代表了人有能力去亲近神。对他而言,这普世性的宗教觉知可归立为五方面的探求(1966,32-33)。第一、探求人类及宇宙之间的关系。第二、探求人类及宗教常规之间的关系。第三、探求人类及其存在意义之间的关系。第四、探求得救赎。第五、探求现实背后真相之意义。显而易见, 他认为人是宗教活物, 一直努力追寻神及真理。

但另一方面,巴文克认为人亦往往想办法逃避神,这从四方面可见(1956, 309-312)。第一、人将神置于一个遥遥的距离, 不肯与祂相接近。第二、人将神放在道德要求之背后, 以实践道德为先。第三、人将神融合于宇宙之中, 以神秘浩大的宇宙皆为神的化身。第四、把神放在在这虚幻花花世界之中,高深莫测,只凭感觉来接触神。因此, 人正活在一种矛盾的处境中: 一方面透过普通启示意识到神的存在;另一方面却拒绝神的真理, 以谎言取代真理, 并设法拒绝真神的呼唤。

巴文克的理解虽然着重宗教历史及神学的论述, 却非常切合华人的文化处境。他的理论正正解释了华人传统宗教历史的问题。在传统华人的宗教哲学观中, 人逃避神的呼吁是显而易见的, 无论是主动或被动的, 或正面式负面的。我们都可以察觉得到。暂在劝悔学的角4而言, 这正好解释了为何儒家学者着重人伦与道德秩序的倡导, 却采敬鬼神而远之的宗教观。

以圣经作为权威

巴文克对圣经权威的肯定予人一个深刻的印象。他认为圣经是劝悔学的基础及资源(1960, 231; 1948, 102; 120), 并强调圣经是神特殊的启示, 因而是劝悔学的一切基础。他自己便是从圣经中建立劝悔学的理论及原则。

对巴文克而言, 圣经不单提供一切人生问题的答案,更是世上检验真理的工具(1955, 48-49)。所以他反对以个人经验及感觉来分析各种宗教, 强调应从神学的角度去理解整个问题(1955, 48)。而圣经亦启示了神在人类历史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1948, 91-92)。圣经一方面展示了普通启示对人类的影响, 另一方面亦启示了神透过主耶稣基督的特殊恩典。巴文克透过主张回到神及圣经的权威与基础, 替基督教及其他宗教筑了一条互相可以沟通的桥梁。

人类与神的关系

巴文克相信人是神所造的,他是宇宙万物的核心、也是宇宙的一部份,因为他是照着神的形像而被造(1966, 151)。人可以透过三种途径去认识神: 神的普通启示、圣灵的引领、和神透过耶稣基督的特殊启示 (1959, 11)。无论人怎样离开真理、以虚谎取代神、远离祂;全能的神却能够打破人类刚硬的抗拒。祂能够征服人的反叛力量,赐予他们一个新的心灵(1948, 105; 108)。人类实在没有籍口拒绝造物主的呼召。因为人以罪来表达他对神呼召的逃避 (1994, 51), 所以认罪在“劝悔学”中占非常重要的地位。

巴文克亦探究宗教与个人的关系。宗教与每一个人的思想、盼望及感觉有密切关系(1956, 308)。因为神向人显明自己, 绝对不能单凭理性去了解, 所以宗教就不单是头脑上的认知。人类历史的本身在某程度上亦反映了神的本质(1948, 103); 但唯有透过主耶稣基督, 祂就是道成了肉身的启示; 使我们能听到神的声音、看见神的形像(19 66, 205)。

巴文克亦研究普通启示与普世恩典对人的影响(1955, 49)。神对人生命与经历的掌管,实在是预备人心去寻求祂(1959, 10-12)。虽然人有罪性,但籍着聆听神的声音,人有机会可以认识衪、与衪恢复和好的关系。简言之, 巴文克对于神与人、造物主与受造之物、救世主与罪人、真理与谎言、神满有主权的救恩与人悖逆的扩拒的分别, 他都持坚定的立场。

对话的原则

既然普通启示对每一个人的心灵都有影响力(1955, 49), 而普世性的宗教觉知亦存在(1966, 13), 则基督徒与各种宗教信徒的对话便有可能。在对话的过程中,巴文克肯定了神绝对主权的重要性。对他而言, 神在创造上掌权(1959,10), 在普世恩典及普通启示中掌权(1948, 103; 1960, 227; 1959, 10), 在救赎恩典及特殊启示中掌权(1948, 122; 1960, 231; 1959,11), 在对人的呼召中掌权(1960, 229),在对人指导和引领中掌权 (1948, 103; 1959, 10-11)。因为神拥有绝对的主权, 所以劝悔学是充满了希望和意义。与其他宗教对话便有动力。

就在“神拥有绝对主权”的基础下, 巴文克提议了两个独特的原则。一、以一个不存偏见的态度去探究其他宗教所宣扬的真理(1955, 50-52)。二、以神的特殊启示---圣经---去判断其他宗教所宣扬的真理(1955, 48-49)。

虽然巴文克以普通启示去开始劝悔学的理论及与实践,他没有放弃特殊启示---圣经---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可以这样说, 他的理论来自普通启示 (1994, 44-52), 他的原则及最终权威来自圣经 (1966, 115-195)。

他相信圣经与其他宗教文献有所不同, 这亦成为基督教与其他宗教分别之记号(1955, 48-49)。圣经启示了神的工作及计划(1948, 102),它亦给非基督徒及宣教士提供了真理(1948, 120)。

严格来说,假如没有了特殊启示,没有圣经中所记载的耶稣基督,福音与其他宗教就没有可相连之处。因为没有这些, 非基督徒就不能得知神已为他们所成就的救赎计划。所以, 耶稣基督是把普通启示及特殊启示相连的中心(1966, 199)。在这基础下, 宗教对话便变得有意义。

巴文克强烈反对在劝悔学中使用哲学思维的辩论方法。因为神是一位永活的神, 哲学思维的辩论并不是最好的布道方法(1960, 231)。反之,在活出神真理的实践中, 宣教士生命的见证比哲学思维的辩论更为重要。用哲学思维的辩论去处理劝悔学有两大危机:首先这意味着劝悔学单纯是人类的活动(1960, 229), 传道者可用理性去叫人悔改。这样, 以人为中心的辩论便会取代神的主权能力、神叫人悔罪以及神感动引领的工作。这是以人为中心及以理性去取代神。其次,哲学思维的辩论在人的心中制造了一个属灵的真空,然后再以抽象的慨念而不是以一位永活的真神来填补这个真空(1960, 230)。这样, 便妨碍了人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及知识的全面成长(1960, 231)。

虽然巴文克强调在劝悔学中神的主权, 但他没有忽视了宣教士或布道者的角色。借用克雷玛的思想, 在基督教与非基督徒的接触面中, 宣教士或布道者是最重要的一环 (1960, 229)。所以,宣教士或布道者要顺服圣灵的带领,在其生活中处处表明神在赦罪及救赎的恩典之工(1960, 229-230)。因为宣教士或布道者通过生命来塑造的布道信息; 是否切合当地文化处境, 很大程度取决于他如何与非基督教宗教信仰斗争之态度(1948, 105)。

最后,他认为劝悔学的重点应是处理人与神的关系,而不是某些特别的文化背景(1960, 253)。福音的最重要部份就是神通过基督的十字架显明了祂永恒而又神圣的救赎旨意, 就是通过基督的受苦与死亡使我们与神和好(1959,27)。有了这个慨念,巴文克提议了以下几个实践的重点: 一、明白处境 (1960, 253); 二、以神为重要的主题(1960, 253); 三、聆听衪的话(1966, 117); 四、从圣经中导出原则(1966, 118-125); 五、从罗马书第一章内所反映的两个观念开始:抑制真理及以虚慌取代神(1966, 199-206); 最后便是不带着骄傲与人相处、向人传福音(1966, 198)。

总结

巴文克对劝悔学的前设是以神为中心, 重点放在神的主权。换句话说,因为相信神的主权及祂的爱, 巴文克坚信普通启示对世人有一定的影响力。但巴文克也强调主耶稣在作为连接普通启示及特殊启示的角色非常重要。

此外, 巴文克对圣经的角色及权威是非常尊崇的。虽然其他宗教可能具有某种形式的真理, 但因着人的罪性, 真理被朽曲了、意义被改变了。所以在劝悔学中, 圣经与其他宗教的真理具有很明显的分别。

巴文克认为人与神的关系不能离开神主权的爱。这种爱在祂以耶稣基督中的救赎计划中被反映出来。虽然人否认并拒绝祂, 欲以其他虚谎取代真理, 神对人的大爱仍给予人机会, 使他们却能透过大自然、圣经和圣灵的引导去寻找祂。

最后, 虽然巴文克宣称基督教的超然性, 他也关注宗教心理学的作用。他强调明白非基督徒的重要性, 这使他既能持守神的真道, 亦同时更深的了解非基督徒, 进行宣教布道的工作。

 

劝悔学的宣教应用

巴文克的劝悔学观念对宣教带来几点重要的应用。首先、神有绝对的主权去掌管万事,这显示在宣教事工上神是掌权的主。人在宣教布道的事工上永不能代替神的地位, 唯有祂能改变人的心, 叫人认罪、呼召人悔改, 亦唯有衪才能拯救我们。我们可以做的, 是为神在基督耶稣中所彰显的特殊启之真理作见证, 去宣扬祂的荣耀。神是那创始者、引领者、宣教的中心及审判者。这意味着单靠人道主义的宣教对话在现代的劝悔学中是不可行的。我们需要回到以神为中心的宣教理论去。在今天教会着重布道节目与程序却轻视神主权的潮流中, 这无疑有当头棒喝的果效。

其次宣教的目的不单在于政治、文化、社会及经济的改进(1961, 61-63; 64), 又或单传福音(1961, 65)。神必须是劝悔学的主旨(1960, 253), 其他的宣教目的也是围绕这个主旨而进行。神救恩计划与基督代赎的好消息之宣扬, 永不能被其他的目的所取代。

再者,在劝悔学中永远少能缺不认罪及赦罪这两回事。在宣教工场上, 明白非基督徒的世界观、改善社会服务、教导别人是需要的, 但这些都应该在“把各人引进到基督的面前与祂联合”的愿望中而进行 (1961, 66)。换句话说, 神在基督里的拯救才是基本的宣教目的。巴文克对神的主权的看法给宣教学定下了其目标及方法。没有认罪便没有赦罪, 没有赦罪便没有称义。

另一方面,巴文克把福音的要素定位于耶稣基督的救恩上, 这救恩能使人能与神和好,也是劝悔学的基石。劝悔学绝不会把宣教事工偏移了救赎恩典的核心内容。虽然巴文克以普世恩典作开始, 但他强调以神的救赎恩典为中心。在宣教的实践及理论里,这两种恩典必须分别出来, 不能混淆。

现代宣教理论趋向策略及方法学,把宣教的中心从神转移到教会、人、或方法上。许多布道大会标榜明星效应及音乐程序, 易误导人把神的荣耀转到人的身上。巴文克重新强调神的拯救, 确实把焦点放回正确的基础上。没有神在基督里的特殊启示,人只是没有盼望地寻找一个虚谎的宗教。

有一些宣教学者很重视宣教布道的方法及策略,但巴文克却非常重视圣经在宣教上的应用, 特别是劝悔学。他认为宣教神学必须有其起始点, 这起始点就是圣经上神国度教训, 这是需要仔细和有根据地查考而得出来的(1961, 64)。这样的肯定, 就巩固了基督徒与各种宗教对话的基础。在多元文化处境中更需要对圣经有系统的查考与应用。

巴文克认为其他宗教没有一套不朽曲或从神启示而来的真理,因此圣经就成了双方对话一个重要的参考。今天当我们建设宣教的理论及实践时, 必须回到圣经。因为唯独神的话能指引沈伦的罪蒙救赎的方法道路(1948, 122), 我们有需要把特殊启示及普通启示分别出来。

巴文克认为圣经必须是宣教士的方法学及力量来源,圣经的权威在宣教事工上必须被高举。建立圣经宣教神学及宣教原理的基础必然是圣经。今天, 多元文化的思想认为没有绝对的真理。部份人亦以其他宗教的文献亦能启示神的真理, 可以与圣经的权威并排, 以致是非不分。我们需要重新肯定圣经在劝悔学的权威及其独特性,不然就很容易失去立场, 落入混合主义的陷井里。今天多元文化主义者攻击基督教高举圣经权威是唯我独专的表现。但巴文克的主张提醒我们, 没有圣经的独特启示, 我们与甚他宗教根本没有分别,何来宣教的需要?

此外, 宣教士的角色亦直接影响宣教事工的发展。在劝悔学中宣教士就是神的伙伴, 是永活神的活生生的见证。宣教士或布道者不能以哲学思维取代神的见证。这提醒我们口述的见证或劝说只是宣教事工的一部份,行为上的见证也是非常重要。宣教士言语加上行为的见证, 便构成一个整全的宣教实践。

宣教士是神的器皿去完成神的旨意,他并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履行劝悔学。因为他在工场上是非信徒接受福音最重要的接触点, 他的生命必须显现他所传讲的真理。顺服神的旨意是劝悔学的一个重点,人的筹算及策略必须顺服在神的启示及指引下。

宣教士要明白自身所处的环境亦是劝悔学的关键, 这在跨越文化的宣教上尤为重要。明白自身所处的环境, 能让我们在不同处境中协助寻求神的人消除障碍, 并帮助他们筑起一道桥梁与圣经真理连接, 就是通过对耶稣基督的真理救恩的宣扬。在处理不同信仰的时候,教会应当多体恤少批评;作见证但不妥协;有尊严但不骄傲。

同样地,巴文克强调, 教会接纳“在挣扎中的个人”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会更理解他们对人生的疑团、信仰的难处。这样, 对话是有价值的, 不单因为人有抗拒神的罪性, 亦因为人有寻求神的渴望。所以, 谅解及不定别人的罪,便成为宣教士一个有力的传福音接触点。

总结

巴文克的原理结合了圣经原则, 神的主权观念, 以及对启示的理解。他的原理在现代的宣教实践是很可行的。今天,多元文化的社会对基督徒有很大的挑战。其产生的挑战最少有三方面:相对主义、混合主义及泛神主义(Choi 1991, 152-157)。相对主义挑战基督教拥有绝对真理的宣称; 混合主义把救恩从基督教的特殊启示中转移; 泛神主义难阻人寻求独一真神。巴文克的理论, 能帮助我们在宣教实践上面对这些问题。

首先, 巴文克强调神的主权、普世救恩对人类的影响、以及劝悔学中的圣经权威, 给基督徒在多元文化的社会中宣教, 有更正确的自我形像及坚固的根基。

第二, 相对主义产生混合主义。面对这个挑战,巴文克强调圣经的权威是一切的基础。神透过主耶稣基督启示了衪自己, 救恩只靠耶稣基督, 别无他法。圣经权威并不容许任何的妥协。

第三, 相对主义及混合主义的妥协产生了泛神主义。巴文克的理论使我们能在神基督中的特殊启示上站立得稳, 唯有透过主基督我们才能认识这位真神。

在现今这个被后现代及多元文化影响的世界中, 宣教作为对非基督徒作见证这一课题, 将会、亦是现代宣教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巴文克的劝悔学理论无疑值得我们去实践及着重。

撮要

约翰巴文克(1895-1964)是改革宣教学者的先锋, 他向非基督徒作见证的理论及原则(劝悔学)具有高度的评价。本文提供了他在劝悔学的理论与原则的个案, 目的有两个:提供了一个巴文克之劝悔学原则的总结;二、在现今多元文化的社会里,重申其宣教的意义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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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华人宣教学期刊》第十五期,2009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