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处境探讨01 宣教与圣经诠释之关系 钟伟强博士 - 澳洲维省长老宗神学院宣教系专任讲师亚裔课程主任 |
引言
近代宣教学面对不少挑战， 其中一个最严峻的挑战就是在面对宣教理论与方法策略的缺乏上， 学者意见不一，[1]使到宣教学的理论建设产生不少障碍。对于福音派学者而言， 宣教学主要建立于圣经基础上。[2] 但近代学者对圣经诠释的争论， 却又加剧了宣教学者的分岐。 基本上， 学者处理宣教学与圣经关系大致可分为三种不同观点。
圣经与宣教学的三种关系
第一种是采取圣经和宣教学无关的观点，主张宣教学与圣经分离的立场。 Van Engen 对此种观点有下列的评论:
他们 [圣经学者] 很少从宣教学角度 … 来作圣经分析。 另一方面， 积极参与宣教的宣教人士， 很容易把既有的预设强加于圣经之上， 甚或完全忽视圣经。[3]
此种关系有双重的引申意义。 第一， 部份学者倾向不以圣经为基础去建构他们的宣教神学。 尝试找一两节圣经或一个观念， 便建立他们的宣教神学。又或以现代的处境去寻找一些他们认为可以支持他们宣教方法的圣经根据把意义强加于圣经之上。[4]
这些学者多以不同的资源或基础来建构圣经神学。 圣经只是其中一种参考资源，如 处境、 教会、 信徒性格、 文化研究、 沟通理论、 人类学理论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理论等等， 都与圣经有着同等的地位， 甚至超越圣经的教导， 成为建构宣教神学的主要参考资料。 [5]
其次， 持此种观点的学者，指出圣经并不是为指导信徒宣教而写。[6] 他们不相信基督徒可以从圣经找出直接指导宣教的实践原则， 因为信徒并不应如此引用圣经。[7] 其后果就是圣经学者建立神学的时候， 并没有考虑宣教学的角度或甚至没有为宣教神学的发展而有所贡献。
第二种关系是单向依赖的关系。 持此种观点的学者以圣经为宣教学唯一的参考指标。 他们也认为圣经诠释是建立宣教神学及实践原则的基本方法。 此种说法集中于圣经对宣教的影响。 因此， 圣经并不是支持宣教实践的其中一种方法， 而是众多方法中最出类拔萃的方法。[8] 此观点的影响就是学者单以圣经诠释作为宣教学建构的惟一方法。 Hans Schaerer 就曾提出， 在建构宣教神学时， 圣经权威应高于一切其他资源的说法。 [9]
第三种的关系是互相依赖之关系。 此种观念是把圣经诠释与宣教学视为彼此依赖之关系。 学者会以圣经作为宣教神学及实践的基础。 但是， 他们也相信宣教学也应该对圣经诠释有所影响。Hesselgrave 提出此种观点。 他认为， 宣教学者所应做的， 是“不单以圣经诠释宣教， 也应以宣教的角度来诠释圣经”。[10] 换句话说， 他建议一种宣教学与诠释学彼此依赖的双向关系。 双方对另一方的发展各有贡献及帮助。
上述三种关系对宣教学的发展， 无论是正面或负面， 均有重要的影响。 宣教神学的发展，不单受到此种圣经与宣教关系上不同观点的挑战，在圣经诠释方法论上，学者意见分歧, 也对宣教神学的建构带来不少危机。
宣教学与诠释学所面对的危机
正如上段文章所言，从宣教学的角度而言， 圣经诠释学与宣教学关系密切。 Van Engen 就指出， 过去宣教学与圣经学者对话所产生的混乱与问题， 是因为彼此“长期忽视对方所致”。[11] 可以肯定的是， 两者彼此的不信任及讨论会因为圣经诠释学所面临的问题而加剧。
诠释学的纷乱
大部份学者都会同意， 圣经是宣教神学的依归。 一般而言， 学者对于多元化的宣教及传福音方式均可接受，[12] 但却主张福音核心内容不变。 虽然如此， 近年后现代主义对圣经诠释学带来多元化的影响， 并引致对圣经本质有不同理解的讨论，促使宣教神学建构出现不少的争论。 在众多分析圣经的方法中， “世俗方式的文学批判， 社会科学分析到行为心理学理论及经验”均有。[13] 明显的， 一方面 学者需要从圣经真理中找出原则来建构宣教神学。 另一方面， 又要找出正统而又可接受的方法去分析圣经。
圣经作为宗教文献
二十世纪后期， 圣经诠释学中兴起了视圣经为人类宗教文献的进路， 与视圣经为神话语的传统路向的分析有所不同。[14] 事实上， 这两种进路均对圣经有不同的预设观念(pre-assumptions)， 这间接形成圣经诠释学及宣教学的危机。
首先， 自从文学批判理论兴起后， 圣经学者便对“引入世俗化理论来分析圣经”是否合法开始了辩论。[15] 认定圣经是人的作品意味着研究圣经的人可以与圣经内容或圣经中的神没有个人之关系。[16]
假如人以圣经为单纯人类所写作的宗教典籍， 则圣经在宣教理论及实践中没有权威。[17] 影响所致， 其他宗教典籍或主义学说的文学作品也可为基督教宣教提供理论及实践基础 (McGavran 1972， 11)。基督教宣教便成了仅仅是人的活动及任务，以致混合主义(syncretism) 的可能出现。
假如圣经被认为是单单人类的文学作品‚ 则谁可以正确地解释圣经的讨论便显得不重要了。圣经诠释学就不需要解经的人有信心及相关之诠释知识。所有人都可以有权威地解释圣经。[18] 这会对宣教学带来灾难性的影响。以本色宣教神学为例。部份学者建议本色神学不应由专家建构， 应由那些明白主观文化及社会处境的普罗大众所做。[19]因此， 在建构本色宣教神学时，不同文化处境中的生命体验及期望便与信心， 技巧， 以及对圣经诠释学的知识同等重要。 其结果就是众多非建基于圣经的宣教神学及理论的出现。 在廿一世纪初这现象越来越普遍。借用纽碧坚(Lesslie Newbigin) 的评论， 对宣教及圣经学者而言，“这不是介乎委身与非委身之分别，而是两种不同的委身”。[20]
以圣经为神的话语及宣教神学的根源
有不少学者皆认同圣经是神的话语。他们建议我们应在信仰群体中诠释圣经。[21] 换句话说， 诠释圣经需要有对神的信心及信仰，是带来悔改的信心。这样的论点把圣经的权威确立于宣教学之中。A. de Groot 就提出:
对宣教学而言，圣经非常重要。因为第一，宣教士的异象是从圣经而来并且建立于圣经基础之上。再者，就是在众基督徒所共同继承的产业中，圣经扮演一统的角色。[22]
按此而言， 诠释圣经的方法就有所限制了。新诠释批判中的某些方法理论， 如同志批判学就不能被接受。再者， 对诠释圣经的人也有所限制。 虽然Bevans 建议某些诠释技巧及知识重要，[23] 但信心在诠释圣经的过程更是非常重要。[24] 故此， 不是任何宣称拥有经历或诠释学位的人都可以成为圣经的诠释者。诠释者必须是拥布悔改生命及信心的信徒。
但是， 在认定圣经是神的话语的学者中；不是所有人对圣经诠释方法都有相同的看法。一些学者建立宣教学于某一节圣经或个别的经文上。并不视宣教学为整本圣经的中心信息。[25] 再者，不同的学者对诠释圣经的过程也有不同的意见。 是否要以一预设的主题去诠释圣经抑或从诠释圣经去找出一个中心主题也是重要的争论。[26] 他们所争议的，是圣经对现代社会的意议和适切性。[27] 他们也争论某些诠释方法论的合法性， 例如历史－文法－神学的释经方法， 正典批判， 新诠释学， 历史批判学，以及后现代圣经批判方法等。
在此种情况下‚许多圣经学者早已接受圣经分析方法的多元化。因为圣经诠释学方法的多元化，现代圣经诠释学未能协助宣教学者在圣经基础上建构一体的宣教理论。这个危机涉及对圣经本质之假设之不同。多元化使圣经诠释及宣教学建构的混乱。最终导至宣教学有脱离圣经基础的危机。
后现代观念对宣教学的挑战
后现代主义对宣教学的挑战越来越严峻。Robert Schreiter 提出在现今时代有三种思想对宣教学有重要的影响。第一是普世的、非霸权主义的诉求。 第二是对圣灵对我们活在此世界中生命的意义之热切反思。最后， 对宗教神学再度产生兴趣。[28]这三种思潮都对宣教神学产生不少冲击。
在神学上，普世的、非霸权主义的诉求是与后现代主义及全球化有关。 因为“全球基督教已变为多元文化中心的基督教”，[29]所以 ，基督教的神学已演变为多元文化中的神学。加上西方世俗主义的入侵，导至多形式的神学、宣教学、及圣经诠释的出现。[30] 对于多元文化的沟通的诉求不断增加，导至宣教学及圣经诠释学的改变。也成今日多元文化宣教神学与实践的出现。De Groot 这样形容:
圣经的分析不再是群体在它的处境处理圣经的话语。现在是彼此慎重聆听不同群体的意见及更彼此作出更正。[31]
事实上， 对圣经诠释的传统西方观点正在衰落。新的代模正在不同的处境及经验中兴起。 宣教学要在多元中建设统一的宣教神学的确是不容易的。再者， 非霸权主义的诉求为宣教学中的混合主义提供了发展空间。它强调本土处境、文化以及个人经验的重要性。基本的宣教神学及实践就从以圣经为主转移到以处境及人类需要为主。一旦圣经基础被移离，宣教学就变得脆弱不堪。
加上对圣灵在现今世代工作的兴趣日渐增加，会使我们对神的使命(missio Dei)的理解有所改变。[32] 今日对宣教大使命的理解之强调可能会被其他的重点取代，如生命经历。这对宣教神学而言有很大的影响。 现代第三世界很多宣教神学都深受此诉求的影响。
当我们强调生命经历及不同文化声音时， 个人与圣经相遇的主观解释便被强调。G. Soares-Prabhu 就曾建议，圣经的意义应在诠释者个人的先存理解与圣经无限制的信息之不断对话中获得。[33] 这种不断改变的对话就产生了新的圣经诠释和宣教学上的关联。 宣教神学也就有可能淹没于众多生命处境及经历中而被解体。
此外， 对宗教神学再起兴趣的热潮可能损害了藉基督得恩典的信念。因为宗教神学的研究给予殊途同归的宗教观念之复兴机会。曾有学者指出回应此诉求的唯一结果就是“所有宗教都导向同一真神”。[34]宗教对话与主张不同宗教彼此尊重学习所带来的其中一个后果，就是削弱了三一真神及其唯一救赎恩典的信条之影响。这几种因素形成了宣教学的危机。也导至圣经诠释学无法支持宣教神学的建构。
面对危机的解决方法
前设
为了寻找面对这些危机的解决方法，我们必先澄清三种前设。首先，非霸权主义的诉求基本上是自相矛盾、不能达至的。因为它本身必须要以霸权主义的形式诉求才能达至它的目的。换句话说，当人以非霸权主义的诉求排斥任何被认为是霸权主义的思想或宗教时，它本身就成为唯一的霸权。惟有在非霸权主义接受霸权主义的存在时，它才可以达成其诉求的目的。 因此，非霸权主义的诉求，是一个工具去设立非霸权主义的霸权。
再者‚非霸权的诉求把圣经真理等同于西方文化。在确认西方文化处境下所用的诠释方法有限制，并不等同把西方神学完全摒弃。此诉求把西方文化传统的重要性从圣经诠释学中拉下来的同时，也把一些在西方文化处境中的重要核心神学也一并拉下来。这些重要的核心神学是经历东西方神学家几千年来的研究成果，经由不同时代的教会及信徒处理积聚而来。把他们的神学一并摒弃，只会造成在圣经诠释与神学上的真空。单靠第三世界的神学家及圣经学者的努力是没法填补的。因此，本文相信，非霸权的诉求基本上是走错方法。
此外， 在宣教学上，文化处境与经验绝不能取代对神的信心。今日宣教在宣教神学及实践中强调多元文化、处境、以及经验是对的。但却刻意忽略信心的角色是不对的。 圣灵以及我们对救主耶稣基督的信心应该可以引导我们建构圣经宣教神学。 因为宣教是由神开始，是以神为中心的宣教。因此，圣经及宣教神学应在信仰群体中被诠释。任何脱离对主耶稣信心的圣经诠释及宣教学都应被拒绝。
最后， 本文假设神在不同时代及历史处境藉圣灵及以圣经对信仰群体及万民说话。圣经不仅是神的话语，在古时向人说话，在今日神也藉着圣经向我们说话。 因此，圣经在今日的处境中仍然是真理，可以应用。
建议
以上述三个前设为基础， 本文建议六个方法来面对宣教学的危机。 首先， 我们必须重新肯定圣经在诠释学及宣教学上的权威。[35] Samuel Escobar 指出洛桑运动之所以能够成功，是由于有一连串的福音派学者在圣经及神学反省的研究之复兴。[36]这运动标示着近代福音派运动对圣经的看重及圣经在宣教运动中将来的重要角色。
并且， 圣经诠释的多元化并不一定否定圣经的权威。在信仰群体中，圣经永远拥有权威。相类似的‚在信仰的群体中， 宣教学永远应奠基于圣经的权威之上。在处境上的多元不一定表示圣经权威的失去。这在研究多元文化主义的课题上尤其重要。
另外， 在宣教学上，在圣经中合一但在福音传播的方式上多元化是可以接受的。学者相信在宣教神学中有圣经的核心真理存在。[37]它是从整本圣经研究出来的核心教导。是超越文化的。它是不会因为人类的处境而改变的 。它是“事实”。 [38]它以三一神的生命行为与话语为中心。即父神通过主耶稣的事奉以及圣灵的引导所启示达成的救恩。
虽然文化是多元的，我们在众多不同文化处境中，不应不应假设此圣经核心真理缺乏一致性。同样地， 我们对多元化的定位也应以“承认它对教会是一个礼物，而非问题”来作开始。[39]这样，圣经真理的合一性以及应用及沟通圣经真理的方法多元化是我们所需要接纳的。
那么，什么是圣经诠释的合法方法呢? Soards 提醒我们现代诠释学是倾向多元多样化的。[40]我们要小心抉择当中的方法来诠释圣经。在宣教学中的圣经诠释需要与下列几个重点相一致:(1) 以基督 及神的救赎旨意为中心; [41](2) 以使徒宣扬的基督福音及圣经正典为主;[42]以及 (3)以J. I. Packer所了解 的“正统说” (orthodoxy) 为依归。[43]
因为宣教学是研究神所启动的宣教， 所以宣教学必须以基督为中心‚且反映出三一神的救赎旨意。[44] 换句话说， 三一神的救赎恩典与基督的救赎是宣教学中的圣经诠释中心。
现代圣经诠释的多样化是不可避免的， 但诠释学应建基于使徒所宣讲的基督救恩信息之上, 以及在整体圣经的正典之上。[45]因为正式领受宣教使命的第一批门徒‚ 就是以宣扬基督的救恩信息为主要服事的信徒。 他们所宣扬的信息‚ 使到教会得以在地上建立。 没有此救恩的信息，没有教会。在此基础之外的宣教是没有根的。
此外， 神学的资源及文化分析的对话是建构本色宣教神学的重点。 信条或正统说的信条对我们有所帮助。它能把我们的诠释导入历世历代以来的不同文化信徒对圣经诠释的轨道，不致有所偏差。它也应成为建造本色宣教神学建构的参照准则。J. I. Packer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关“正统说”的清楚解释:
这是把它看成为一储存历世以来在圣经中发现的所有真理及智慧的宝库，它为证明其连贯性而分析， 面对怀疑主义而辩护，以及成功地反驳别异的理解 。正统说是信条的内容，教会所宣扬承认及教导的神学信念。就是教会自使徒时代起一贯地持守的共同信念之核心。[46]
因此，选择合适之方法去诠释圣经的先决条件；就是决定于该方法是否与正统说吻合。任何方法与上述三种重要的准则相违背的‚就不能被接纳。总的而言，圣经诠释对未来的宣教学仍然有重要的贡献。但会受到后现代思潮的挑战。而宣教学者必须在维护圣经的权威及以正确释经方法建构宣教神学上宣扬其信心。因为宣教学是信仰群体对神的使命之研究。因此，宣教学必须主张以信心来诠释圣经。此信心是承认使徒所宣扬的救恩信息和承认圣经的正典。
最后，在多元之中寻求一体性之努力往往把宣教学推离传统的宣教理解。学者有不同的建议去解决此危机。 Bosch 建议以合一团契 (ecumenical fellowship) 来更正多元之分歧或在多元中制成一体性。[47] Marc Spindler 则希望把一体性推往未来。[48] Soare-Prabhu 建议以众多社会文化处境来制定普世之主旨。[49]本文作者则建议返回圣经的研究以制定宣教学的一体性。就是研究以三一神为中心的普世宣教。神永不可能被摒弃于宣教之外。因此，圣经诠释学就能在此扮演一重要的角色。藉此以寻找圣经的意义及其在当今世界文化处境中的应用。
参考书目
Reference:
Bevans, Stephen. 1992. Models of contextual theology. Maryknoll: Orbis .
Bosch, David. 1985. Mission in Biblical perspective. IRM 74: 531-538.
________. 1986. Towards a hermeneutics for biblical studies and mission. Mission
Studies 3, no. 2: 65-79.
________. 1993. Reflections on biblical models of mission. In Toward the 21st
century in Christian mission, ed. James Phillips and Robert Coote, 175-192. Grand Rapids: Eerdmans.
De Groot, A. 1995. One Bible and many interpretative contests: Hermeneutics in
Missiology. In Missiology: An Ecumenical introduction, texts and contexts of global Christianity, ed. A. Camps, L.A. Hoedemaker, M.R. Spindler, and F.J. Verstraelen, 144-156. Grand Rapids: Eerdmans.
DuBose, France. 1983. God who sends. Nashville: Broadman.
Du Plessis, J. G. 1990. For reasons of the hear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David Bosch’s
use of Scripture in the foundation of Christian mission. Missionalia 8: 75-85.
Escobar, Samuel. 1986. Our hermeneutics task today. In Conflict and context:
Hermeneutics in the Americas, ed. Mark Lau Branson and Rene Padille, 3-6. Grand Rapids: Eerdmans.
Fleming, Bruce. 1980. Contextualization of theology. Pasadena: William Carey
Library.
Hesselgrave, David. 1993. A missionary hermeneutics: Understanding Scripture in the
light of world miss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rontier Missions 10, no. 1: 17-20.
________. 1988. Today’s choice for tomorrow’s mission. Grand Rapids: Academie
Book.
Kantzer, Kenneth. 1991. A systematic biblical dogmatic: What is it and how is it to be
done. In Doing theology in today’s world, ed. John Woodbridge and Thomas Edward McComiskey, 469. Grand Rapids: Baker.
Kwast, Lloyd. 1972. Christianity and culture: Biblical bedrock. In Crucial issues in
missions tomorrow, ed. Donald McGavran 159-174. Chicago: Moody Press.
Lenchak, Timothy. 1994. Bible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MIR 22: 457-466.
McGavran, Donald, ed. 1972. Crucial issues in missions tomorrow, 159-174.
Chicago: Moody Press.
Newbigin, Lesslie. 1986. Witness in a biblical perspective. Mission Studies 3, no. 2:
80-84.
________. 1998. Confessing Christ in a multicultural society. Evangelical Review of
Theology 22, no. 3: 264-273.
Packer, J.I. 1996. The theology and Bible reading. In The act of Bible reading, ed.
Dyck Elmer, 76-77. Downers Grove: IVP.
Schreiter, Robert. 1996. Cutting edge issues in theology and their bearing on mission
studies. Missiology 24, no. 1: 3-90.
Soards, Marion. 1996. Key issues in biblical studies and their bearing on mission
studies. Missiology 24, no. 1:3-107.
Soares-Prabhu, George. 1986. Missiology or missiologies? Mission Studies 3, no. 2:
85-87.
Spindler, M. 1987. Comment on visa for witness: A new focus on the theology of
mission and ecumenism. Mission Studies 4, no. 2: 67-73.
________. The biblical grounding and orientation
of Mission. In Missiology: An Ecumenical introduction, texts and contexts of global Christianity, ed. A. Camps, L.A. Hoedemaker, M.R. Spindler, and F.J. Verstraelen, 123-143. Grand Rapids: Eerdmans.
Van Engen, Charles, D. Gilliland, and P. Pierson, eds. 1993.The good news of the
kingdom: Mission theology for the third millennium. Maryknoll: Orbis.
Whiteman, Darrell. 1996. In this issue. Missiology 24, no. 1 (January): 2.
Wielenga, B. 1992. The Bible in a changing South Africa: The quest for a responsible
biblical hermeneutics in mission. Missionalia 20, no. 1 (April): 28-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