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音普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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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福音「土生土长」— 宣教模式的反思

李嘉雯

(中国神学研究院道学硕士学生)

(一)   引言

自君士坦丁大帝把基督教由一个非法的宗教团体，变成整个罗马帝国的国教后，教会遂成为最重要的文化承担者。[1]基督教的神学长年受到西方文化的支配，做成一个普遍印象 — 基督教乃是西方宗教。特别是在现代第三世界的宣教界，这样的误解亦造成当地人对这个「泊来宗教」产生不必要的陌生感，甚至抗拒感，令到宣教士的工作更加困难。

本文目的，是探讨近数十年来越发受重视的「融入文化式」(inculturation)之宣教范模；并透过这个范模，表达笔者在宣教学、神学、教会及个人的一点反思。

(二)   浅论「融入文化式」宣教范模

以往西方宣教士的策略就如一个压倒式的殖民地扩张，把宣教士带着西方的神学理念、治会模式和资源去到宣教工场建立教会。这样，当地人若要接受基督教信仰的话，就要连带将西方文代一并接受。当然，不论是天主教或更正教，都很快察觉到文化调整的必要性，于是有所谓天主教的「顺应」(adaptation)(和「调适」(accommodation)，及更正教的「本色化」(indigenization)宣教策略。[2]到了十九世纪，Henry Venn和Rufus Anderson更建立了「三自—自治、自养、自传」这个著名的宣教目标。[3]

但是，近代许多研究宣教学的学者，都质疑以上这种种宣教策略或理念，是否能达到真正的「融入文化」呢？尤其当基督教的重心已明显地由以往的欧美国家，转移至基督徒数目暴增的第三世界的「亚非拉」等非西方国家，基督教神学不再唯西方世界或白人神学家独尊。二十世纪在拉丁美洲兴起的「解放神学」[4]、甚至在北美的黑人教会中出现的「黑人神学」[5]便是好例子。其实，不论是天主教的「顺应」策略，还是更正教的「本色化」策略，皆不难察觉到在它们的背后，仍保留着很强的文化优越感，西方教会视这些策略是对年轻教会的一个「让步」而已。故此并未能真正把多个世纪「封锁」在西方框架内的福音融入第三世界的文化中。宣教只是西方教会的扩张，而并非把福音植根于当地文化之内。

即使普遍被认为是十分先进的「三自」理念，也并不保证可以建立起真正的本土化教会(Indigenous Church)。William A. Smalley便针对「三自」宣教理念作出批判性的反省。他对于以「自治、自养、自传」三个元素去衡量那是否一间本土化教会有所保留。他提出各种理据，证明这三「自」根本不必要是本土化教会的特征或要素，更着实怀疑连这套藉「三自」作为「本土化」目标和标准的信念，实际上都只是西方价值体系的投射而已！[6]换句话说，我们正在以一个西化的观念去定义什么是「本土化教会」，硬套这个「三自」公式在第三世界的年轻教会身上。

那么，怎样的宣教模式才能进入文化呢？借用David Bosch在Transforming Mission一书中提出的五样基本特质来说明︰[7]

一、  主导者不再是宣教士，而是由圣灵和本土地方群体为主导，建立一个平等的伙伴关系。

二、  以处境化的神学为重点，而「文化」是包括了整个处境，不但在宗教层面上，更包涵了社会、经济、政治和教育等各方面。神学必须能对其独特的文化处境作出回应。

三、  依循「道成肉身」的原则，福音要在不同的文化并处境中，寻求重生和更新。

四、  双向的运作︰基督教进入文化，同时文化基督化。形成一种互动的关系。

五、  进入文化并非单单抽取某些风俗习惯去把它们「基督化」，而是以整全的角度去了解文化，福音和文化要有全面性的接触，从而产生出由内而外的更新。

另外，在1978年的洛桑会议 ( The Lausanne Committee for World Evangelization )所出的Willowbank报告中，提出「动力同等」模式 ( The dynamic equivalence model )，其目标也是要寻求一种以本土文化的形式去表达基督教信仰的方法，期望不再以西方的信仰模式生硬地套入年轻教会，容让他们自行发展对应其处境和文化的神学思想、信仰生活、教会建构和崇拜模式等等。[8]

(三)   三种反思

在宣教学上的反思

若要把福音融入不同的文化，宣教士本身的心态可说是此宣教策略成败之关键。当宣教士去到另一个文化的地方时，他从小所学习、赖以为生的一切生存技巧，很可能在这个新地方大部份都不适用了！于是他要像一个小孩子般，重新学习语言、社交礼仪、饮食、交通、购物等等。[9]这种「文化冲击」( Culture shock ) 是许多宣教士所遇到的，通常会令宣教士出现震惊、沮丧的情绪，甚至想放弃宣教使命、逃回老家去。即使坚持留在工场，宣教士与当地群众之间的文化差异也往往造成许多误会，使他们难以沟通和建立和谐、彼此信任的关系。试问这样的情况又怎能有效地把福音种籽撒播呢？

过去的宣教模式总是带着一种「民族优越感」，错误地视第三世界 ( 如印度、中国或非洲部落等 ) 的文化较西方的为「次等」、「落后」，与基督教信仰是格格不入的。故此，为了令这些「次等文化」的人明白和接受福音，非得把他们「文明化」和「基督教化」。某程度来说，如此的宣教方法就像是帝国霸权的入侵，强硬地塞一套实际上与信仰核心无关的框框在当地人身上。

融入文化的宣教理念，实际上是一种对以往失败经验的醒悟。但要实践这理念，笔者认为有三点是很值得留意的︰第一，宣教士必须彻底除去对自己文化的优越感。因为这种视别种文化为较低等、无知的主观感受，会令他缺乏欣赏的能力，往往未去认识和了解它们以前，便已下了自以为是的判决。上帝并没有指定某种文化或某个民族比其他的为更好、更神圣，所以我们对不同的文化该持尊重、欣赏和平等的心态，好叫我们不会以一个「强者」的姿态去侵扰别人的文化传统。

第二，笔者想指出另一个可能的极端，就是陷入「文化相对主义」( Cultural relativism ) 的毛病 — 因为所有文化都是同等的好，所以任何人也无权批判别人的文化。这样的极端也会叫宣教士付上沉重代价，就是失去对圣经的真理和公义所应持守的立场。[10]所以，宣教士对文化的批判和分辨仍是必须的。这种让圣经的真理和圣灵的光照底下的工作，需在他已了解和懂得欣赏那种文化后，方有可能作出公正的评价。

最后一点也是最实际的一点，就是宣教士自己怎样才能够尽快投入别种文化？笔者认为E. Thomas Brewster夫妇俩的建议很值得推荐。他们以一个初生婴儿作比喻，提议宣教士在踏入异地的第一日，便应立即把自己沉浸于当地的社群当中，方法可以是与当地家庭一起居住、不要携带超过二十公斤的行李、只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更要积极地跟当地人接触，透过经常与他们面对面的对话去熟习新语言的运用。这样，既可以尽快学懂新语言，更宝贵的是能透过这些接触，加快建立起宣教士与当地人的友谊关系，并使宣教士对当地文化更有归属感。[11]

在神学上的反思

        事实上，恒久以来我们都习惯把神学清清楚楚地界定何谓「正统」，有别于「正统」的所有信仰理念则动辄标签为「异端」。我们忽略了所有对信仰的诠释 ( 包括所谓的「正统」信仰 ) 本身皆着受其独特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模式所影响，这根本是免不了的事。这样看来，神学不能只重理念和原则，更要着重其实用性。[12]

        当然，注重实用性并不代表圣经的真理全都是相对的。我们信仰的核心内容，例如罪的问题、要与耶稣基督建立关系等等，是所有信徒 (不论何国家、何民族、何文化) 都要面对的。但以怎样的具体行为和形式去演绎它们，则不同文化的人可以有很大差异，而同时均没有违反圣经真理的！[13]例如不同国家的教会，敬拜上帝的礼仪、形式、气氛也很不同 (其实在香港，不同宗派的教会崇拜已经可以有很大分别)。难道只有罗马天主教或主流教会的崇拜形式才算是合乎圣经吗？显然不是。

所以，若要实践这融入文化的宣教策略，实在极需智慧去懂得分辨圣经里哪些是「绝对」的真理(即不论何处境和文化皆为有效的)、哪些是「相对」的教训(即在不同文化和地方可以有不同诠释和表达形式)。神学不能只是一个脱离世界的形而上体系，而应该是在不同的信仰群体中，由他们自己发展出一套能与其所处文化、历史、现况和需要有所回应的神学。我们不能持定西方或某一套神学观念是最正确、最优越，以致把其中一种神学理论绝对化。

上帝「道成肉身」来到二千多年前的犹太人群体，祂所宣讲的道绝非一个抽离世界的形上学式理论，而是针对当时那个特定群体的处境和文化，把父的道「有血有肉」地表达出来，使当时的人能够明白。但是圣经里，不论旧约或新约，都指明以色列并不比别的国家更好、更圣洁。第一位外邦人宣教士保罗更扬言︰「向甚么样的人，我就作甚么样的人」(林前九22)。故此，文化本身乃是中性的。每个文化之间皆为平等，而且各有其值得欣赏之处。但同时要知道所有文化均伏在上帝的审判之下！不论何种文化 — 包括西方文化，当中若有违背真理的地方，仍是需要被圣灵光照和改变的。

对教会和个人的反思

        「融入文化」宣教范模所着重的文化中性、文化平等和坚信福音能植根于所有文化的论调，使笔者对自己和教会的「文化优越感」深深反省。笔者曾数次参与教会和差会举办的短宣体验团，所到之处多是较香港贫穷的地方，如内地的山区、或泰国，惯常先入为主地假设那些人的文化是未开化或较为低等的。故此，我们或多或少带着一种自以为是「强者」的姿态进入别人的国家。通常衍生出两种态度︰一是以「施恩者」的心态去同情他们；二是不问情由地对当地人的行径诸多批评挑剔，没有留意到那些我们认为「不对」、甚至「不能接受」的事，许多时只是我们不明白或不习惯别人的文化罢了。例如香港受西方文化影响，认为约会时等待迟到的人十五分钟已可称作「有耐性」，但某些民族，如新畿内亚的人，他们的习惯是即使等上两小时也不算一回事呢！[14]其背后反映出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世界观，不能动辄把它们诉诸「对」与「错」、「善」与「恶」的二分观念。「融入文化」的概念，实在大大挑战现今的教会，能否以开放的角度理解自己和别人的信仰模式，而不再主观、封闭地扬言自己的信仰传统才是唯一最正确和最合乎圣经的一套。不过，这个范模不只能够应用于跨文化、跨国的宣教事工，就是于我们本土的布道工作也可以有极大的启发性。当我们说这是「西方文化」、那是「亚洲文化」或「非洲文化」时，其实是一个大范围的统称；例如在「西方文化」内可细分为德国、法国、美国和英国等等的文化，而「亚洲文化」内也有中国的、日本的和韩国的文化。[15]

如此类推，即使在中国境内，甚至在我们身处的香港，显然存在着各式各样的「次文化」(sub-cultures)，不但因为有许多不同种族的人在港定居，而且不同年纪、职业和阶层的群体，也流露出各自独特的气质或生活形态 (例如商人、妇女、青少年、新移民等)。可是，我们传福音时有否敏感于别人的处境呢？笔者由初信起，接受的都是一些念记「大纲」的布道训练，这些传福音方法当然有其优点 (例如能清楚讲出福音的重点，免致胡言乱语、胡说八道) ，但一个十分明显的缺陷，是布道者对福音对象偏向单向的宣讲 (甚至近乎背诵！)，务求对方把福音内容的数个要点都听完。但以笔者传福音的经验 (也可说是一连串碰钉子的经验)，即使布道者能说出一套无可挑剔的福音内容，也往往丝毫勾不起对象的渴求和兴趣。人不需要一套神圣的理论让他膜拜，人需要的福音是能够落实在他的日常生活中、能够解释和回应其身处的状况，而不只是一些抽象理念。

        同样地，如何实践信仰也会因人而异。笔者在美国时曾参加多次当地人的主日崇拜，当敬拜得投入时，很多当地信徒会手舞足蹈，甚至会真的离开座位跳起舞来。在香港的教会甚少见这样的情境，这是因为某些美国信徒比香港华人信徒更属灵、更虔诚吗？当然不是。对上帝的热爱、敬虔的心在不同的地方，因为文化的差异，自然有迥然不同之表达方式和气质。我们却时常要求所有人都依随一样的形式，这可是非常主观的做法。

宣教模式的转变，不只反映出过去教会在宣教的理念和实行上有偏差或缺陷，更挑战现今的教会能否有智慧地，既能慎思明辨—不让罪恶借文化之名渗入社会；又能持开放客观的态度，回应各地宣教禾场的真正需要。

(四)   总结

「融入文化式」的宣教范模，不单是宣教的方法或策略，更可说是一个目标︰宣教士带着一粒福音种籽，到不同的地方去，把这粒种籽埋在不同类形、不同大小、不同颜色的土地下；因着泥土的特质不同，生长出来的福音果子也各有特色、多采多姿—但它们都来自一样的根源。

我们所欠的，或许是一个谦卑和广阔的心，以致我们难以察觉福音在不同的文化中所展现的美丽。

《环球华人宣教学期刊》第二期，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