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北难民村的宣教反思与建议

張友忠牧師

(新加坡恩泽堂长老会宣教牧师)

引言

自1950年起直到今天，一批因着战争，从中国云南省逃亡的中国难民，落脚在泰国北部的山区。他们保留着传统的华人习俗，以华语（普通话）或云南方言作为他们主要的语言，生活在相对落后、土地贫脊的农村中。笔者的教会自1989年起，开始接触这批难民，向他们传福音，带领了一些人信主。之后，更断断续续地差派短宣队前去帮助他们，至今先后已接触了十来个难民村。到了1998年，教会的宣教部定下以植堂建立教会的方式为教会在国外的主要福音策略，我们选择了其中四个泰北难民村为教会的设教据点，较全面地展开宣教工作。然而，经过了一段工作期，教会却发现：因为难民村没有什么工作的机会，当地的青少年一到十六、十七岁，都纷纷跑到城市，特别是曼谷寻求发展。因为在城市并没有什么教会可以接待和牧养他们，不少青少年因此误入歧途，男的被毒贩利用，走私毒品，一些被捕而下在监牢里，有的甚至被泰国警方开枪打死；女的则被欺骗引诱而出卖肉体。在这些青少年当中，一些还是笔者教会的短宣队队员所认识和带领信主的。为着这群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笔者教会于是在2002年，在曼谷开始了一个布道所，召集和牧养他们。

笔者认为：教会经过了这些年头在泰北难民村的事奉，应该对它进行一次神学的检讨和反省，以确定教会所作的是合神心意的事工；同时，也期盼能为其他有意在泰北难民村发展宣教事工的教会，提供一些建议，一同开拓天国的事业。中色神学正为这个反思提供了最佳的方法论。

一、                 群体的形成----泰北难民村的过去与现在

泰北难民村的华裔，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内战后所“生下”的“孤儿”，身世可谓凄惨可怜。

1、国共之争

1950年，中国共产党的解放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向国民党残余军队发动进攻，使据守滇南的国民党第8兵团势如山崩，数万人被歼于元江河谷东岸，残部纷纷逃窜。该兵团第8军237师709团的2000多人，在团长李国辉的带领下向西南方向溃退。由于解放军穷追不舍，他们被迫渡过红河上游的元江，越过中缅边界进入缅北。他们在没有向导、没有道路的情况下，经过了一片方圆数百里的原始森林；在到达缅北小猛棒时，兵力已损失近半，只剩下不足1000人。在小猛棒，他们与另一支国民党残余部队，由副团长谭忠带领的第8兵团26军93师278团约500人会合，合并起来，成立了“中华民国复兴部队”。

起初，这支部队并不受已逃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所重视。可是缅甸政府却对这支驻扎在小猛棒的异国部队深感不安，并且终于派出大军围剿。出人意料的是，缅甸政府军居然惨败。战败之后，缅甸政府不得不与李国辉议和，双方几经讨价还价，缅甸政府只得同意李国辉率部转移到靠近泰国北部边境的猛撒。“中华民国复兴部队”打败缅甸政府军的消息传到台湾，立即引起当时国民党政府总统蒋介石的高度关注。蒋介石召见了原带领第8兵团李弥将军，封他为“云南人民反共救国军总指挥”和“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命令他返回缅甸，召集部队，准备“反攻大陆”。李弥到了缅北后，将原第8军残部和第26军残部合并为第26军，709团升为193师，278团升为93师。由于两支部队一个叫93师，一个师番号193师中也包含93数字，结果被当地人统称为“93师”。直到如今，也仍有当地人称泰北难民村中的前军人为“93师”。

在李弥的领导下，这支军队还曾一度“反攻云南”，也取得了一时的胜利；但在解放军的猛烈还击下，他们又不得不退回缅北。“反攻云南”失败之后，为了从长计议，李弥在总部猛撒开办了一所“反共抗俄军政大学”，训练下级军官，并在东南亚各地招收学员，学员最多的时候曾达2000人。后来在金三角赫赫有名的坤沙，就是第一期的学员。他们的势力范围迅速扩展，北到缅甸密支那，南抵泰国清迈府，东达寮国山区，面积达20万平方公里，超过台湾将近7倍之多，队伍也迅速增至3万多人，除从大陆逃出来的原国民党官兵、旧政权人员外，连盘踞山头的土匪、土司武装也纷纷前来依附。

李弥在金三角大肆招兵买马以及反攻大陆的种种活动再次引起缅甸政府严重不安。1953年3月，缅甸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的围剿，这是金三角历史上最大的战争，缅甸政府军出动1万以上的兵力，但再一次又被国民党残军打垮了。缅甸政府于是转向联合国起诉国民党军队的侵略，促使第7届联合国大会做出了“一切外国军队必须撤出金三角”的决议。在国际的压力下，国民党当局只得撤军。但是，蒋介石并不想真正放弃这个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反共基地”，他在缅北仍留下重新被整编的5个军，兵力仍有2万多人。

1960年11月，缅甸政府与中国共产党达成协议，决定由解放军跨境作战，清剿这股残军。这次战役，国民党残军节节败退，并被迫往寮国、泰国边境方向撤退。与此同时，缅甸政府根据台湾仍然在给国民党残军空投物资为证据向联合国提出控诉，联合国再次做出决议，要求蒋介石政权将在缅部队撤回。在这种局势下，国民党当局只得再次撤军。然而，由李文焕和段希文所率领的第3军和第5军共5000余人，却仍坚持不肯撤台。他们坚持的原因，众说纷纭，有的说是李、段二人担心到了台湾保不住军长职位；有的说是残军已多在当地成家，不愿意去台；还有的说是蒋介石仍希望这支军队能成为反攻大陆“背后的一把尖刀”。但无论如何，在表面上，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发言人是声称，撤军已告完毕，“云南人民反共志愿军”番号取消。所剩残余约数千人，均为擅自脱离部队者，台湾国民党政府方面不为其行动负责。而实际上，国民党政府也从此不再为这支军队提供补给。这支被遗留下来的“孤军”便是泰北难民村华裔的前身。[1]

2、异域之民

失去了经济来源的“孤军”不得不另谋出路，他们倾巢出动，打通萨尔温江走私通道。经他们武装护送的马帮开始源源不断地将各种走私品送达寮国、泰国和缅甸以及周边国家。此外，他们的眼光也转向了鸦片和鸦片的贩卖；虽然，接任段希文第5军军长的雷雨田说他们的部队仅是为鸦片商人提供保护，但不少的材料和文章都说国民党残部直接卷入了鸦片的买卖。总而言之，这支部队是开始从鸦片贸易中获利，并利用这些经费来供给部队，成为此后金三角地区武装组织中“以毒养军”的鼻祖。罂粟种植面积在金三角大幅度地增加，1949年以前，金三角鸦片产量仅为37吨，这个数字与当时东南亚各国鸦片产量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1959年，金三角鸦片产量也只有60吨，这个数字仍然不是很大。但1970年，金三角的鸦片产量突破1000吨，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创下当时的世界纪录2000吨，令全球震惊。90年代金三角鸦片突破2500吨大关，成为全球最大的毒品王国。[2]

另一方面，为了在泰国的居住权利，段、李二军在1967年向泰国政府投诚，象征性的交出一部分枪械，仍保留了部份武器，协助泰国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部队作战。1970年，他们因帮助泰军消灭了叭当的反政府游击队而被泰国政府收编为“泰北山区民众自卫队”。1981年又协助泰军攻占了考牙山游击队据点；在这场战役中，“孤军”大部分将士都已年过40，却不得不再披战袍，在异国充当炮灰，成为征剿游击队的主力。虽然最后战事以胜利告终，但出征的将士却死伤过半。[3]“孤军”用鲜血和生命终于换来了泰国政府的承认。此役之后，泰国政府给阵亡家属和负伤士兵发放山民证，允许他们留居泰北山区。泰国的山民证分3类：粉红色的只给山地少数民族中的大傣族人；蓝色的给其他少数民族；发给“孤军”及其后裔的是桔色的。前两种证几乎与泰国普通公民证同效，持证者在全国旅行、谋职基本不受限制。但持桔色证的“孤军”及其后代只能在本县活动，出县必须经特别申请批准。[4]

1977年台湾星光出版社将知名作家柏杨按着“孤军”的这段历史，假借邓克保署名、以第一人称写作、从1961年起连载于《自立晚报》的“血战异域十一年”的小说，易名为《异域》，再次出版。这一本小书的再版再一次引起在世界各地华裔，尤其是台湾对泰北难民村的关注。1982年，柏杨亲自深入泰北，并在《中国时报》以《金三角、边区、荒城》为题，发表多篇报导。从此，许多支援救济泰北“孤军”的组织和运动纷纷成立；先后有由国民党官方成立的“中华救助总会泰北工作团”、香港神州青年服务社发起的“泰北中国儿童教育及服务基金”、《宇宙光》杂志社的“送炭到泰北”活动、天主教明爱基金会设立的“泰北文教服务组”、慈济的泰北三年扶困计划、邓丽君文教基金会的“援助泰北难民村生活”等等。这些组织对难民村的援助从交通、水电、通讯、卫生、教育及农业生产，包罗万有。所付出的资金也相当庞大，单是中华救助总会泰北工作团从1982年至今，便在这些计划中投入了五、六亿新台币，造桥铺路、将茅草屋改建为砖瓦屋，引进农业技术，期盼泰北难民村能“以苹果、茶园取代鸦片，以鲜花取代毒草”。此外，今日泰北难民村的61所华文中小学和许多的孤儿院，大多也是这些组织所支助建造，而教师们的培训是从台湾派专人来负责，教师们的薪金是台湾所资助的，课本是台湾所提供的，成绩好的学生还可以获得保送到台湾深造。[5]与此同时，许多宣教机构和教会也是在这个时期差派宣教士到泰北事奉，这些宣教的活动，也多少加入了经济上的援助。一下之间，泰北山区热闹了起来，并且因为这么多组织组团的到访，使到某几个较著名的难民村，尤其是第5军总部所在地美斯乐，更是发展成为一个旅游胜地，有卡拉OK、三温暖等等，还有一所“段将军大酒店”，以“国民党村”为标榜吸引游客。台湾国民党对泰北难民村的支援，简直与支助本国的贫困人民没有太大的差别，难民村的华裔根本就是国民党的异域之民。

3、台湾变色

由於台湾当局的支助，表面上，泰北难民村村民的生活是比以前好得多了。但事实上，一部份在山区较深入、较不为人知的难民村，特别是一些仍控制在毒枭手中的村落，村民们的生活仍是三餐不继的。目前，泰北地区共有91个难民村，华裔难民约6万余人，他们大多集中在清莱、清迈地区，邻接缅甸、寮国边境，大部份已是当年“孤军”及眷属的第二、第三代后裔。由于泰北群山仍多属原始未开发地区，除了少数几个较有名的以外，多数难民村的房舍仍是以非常简陋的竹和禾草搭盖，村民大多只靠种植饲畜勉强维生，生活普遍艰苦。[6]然而，对他们更大的打击是台湾政治的改变。2000年3月18日，台湾反对党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重挫国民党总统候选人、现任副总统连战，当选为中华民国第十任总统，结束了国民党在台湾长达55年的统治，也逐步砍掉了国民党执政时所分发泰北难胞的预算。到了今年2月，声称在泰北投入经费最高、组织行政最强、对泰北资讯和民情掌握最深的中华救助总会泰北工作团，在经费不足下，于美斯乐完成了“泰北义民文史馆”的工程后，也宣告撤退了。[7]

另一方面，随着90年代，东南亚地区一些原是非常封闭的国家，如缅甸、越南、柬埔寨、寮国等的逐渐开放，许多原先在泰北积极投入宣教事业的机构与教会，也逐渐将重心转离泰北。这是因为在那些原是非常封闭的国家，资助宣教士和教会所需的费用远比泰北来得少，所能接触到的群众也远比泰北来得多，如在泰北资助一位当地的同工所需的费用，在越南可以资助五位，在缅甸可以资助四位；而单是以华裔居多的越南的胡志明市和缅甸的曼德勒省，人口都各有6百多万，反观泰北，最大的难民村，如美斯乐也不超过一千户，全村最多也不过6、7千人，就是整个清迈省也只不过是有150万人。再加上泰国教会也比这些国家来得多，只是华人教会便有70间，缅甸稍微多一点，但也比泰国少，只有62间，越南更是只有8间、柬埔寨只有4间。[8]单从这些数字，就很难责怪宣教组织和教会转移他们的宣教的工场和经费了。然而，这样一来，泰北难民村所面对的问题就更大了。

二、                  方法论简介----家庭延伸神学论的意义与内容

本文是以温以诺博士所倡导的“中色神学”中“家庭延伸神学论”为依据，对泰北难民村的宣教事工做出反省。因此，我们就有必要了解什么是“家庭延伸神学论”；而要了解“家庭延伸神学论”的意义与内容，首先就必须了解什么是“家庭神学论”。

1、家庭神学论

“家庭神学论”类同西式神学之“教会论”。在方法上，家庭神学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以家庭为主题，以该民族之文化传统为背景，系统地进行处境化神学性的探讨。中式家庭神学论，则以华人传统家庭为主题，华人文化传统为背景，华人思维方式及惯用语词，系统地进行中国色彩的神学探讨。在内容范围方面，家庭神学则可从神观、人观、救恩观、教会观、末世观等五项理论要点，以及关系论、生活论、意识论、运作论等四项实践原则，按系统神学及汉学的研究，就其在家庭关系及观念方面互通之处来进行阐述。

就理论要点方面：基督信仰重视三一真神的教义中的圣父与圣子的关系，而华人传统文化是属父系、父权、从父居，长子制的亲属关系制度。以父子关系为人伦关系的轴心。神为人类的天父，耶稣在“公祷文”中教导信徒要称神为“我们在天上的父”。而神为天父的真理是中国理想世界“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基础。这世界是天父的世界，神为“家主”，人类则受托代办为“管家”，为神治理“家业”。并因着神的恩典怜悯，信徒从耶稣得着救恩，修补了神人之间的破裂关系，成为神的家属。而按圣经教导，教会是“神的家”，是我们“天父”的家，超越了人间种族分歧、地理分别、语言隔膜、年龄差距、性别相异、个性相反、国籍才学相差的众信徒，因信称义同作神的儿女，蒙召得救成为“神家里的人”。信徒是亚伯拉罕的真后裔，因信作神儿女为后嗣。彼此间生命相通及真诚相爱，不但拆去了犹太人与外邦人之间隔断的墙，更彻底清除华人仇外鄙视异族的文化污点。大家有着共尊天父、同拜真神、教会一家、互为手足、同甘共苦、互为肢体的美好教会生活，此等从神生而共享天福，相互间有忘我舍己的爱的团契与真情，远超乎以自我为中心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及以光宗耀祖咱家至上的家族主义更健全。信徒将来更是要在天上共享“家庭团聚”的欢乐，同庆“羔羊的婚筵”。

就实践原则方面：华人文化是关系至上，尤其看重家庭间的关系，兄弟间相互倚赖、生死与共、齐一合群等。而三一真神则是家庭关系的模范，圣父为首及统治、受圣子尊从。圣子顺服及遵从圣父，以至于死后救赎世人，谦卑降世而得尊荣，是“家督”的典范。信徒由圣灵而生，从祂得安慰，并领受祂的引导和教训，是“家庭”的美好榜样。华人家人同居共处，家常生活，必须按着家法、家规，因此家教非常重要，同受家道，共保家园，以求家和万事兴，彼此间融洽共处，合力处理家务，家属彼此相顾，小心照管家事，竭力增置家业，细心关怀家眷，努力显扬家声。而家人同奉基督为一家之主，以圣经真理为家规家法，以圣经为家书，以圣经记载的典范人物为家传，以家庭崇拜为家庆，一家人按着圣经教导共同生活，必能实现华人心中的美满家庭生活。华人以家庭为其“终极意义”，为家庭而负出一切的意识形态，也当从家庭神学作进一步的探讨。中色“家庭神学”的发展，将为传统华人家庭制度运作时所显出的负面：如父权至上、重男轻女、压制个人自由等严重病态提供出路，使之脱离传统家庭数千年来的困锁。[9]

综观以上从“五观”和“四论”两组分题的讨论，中式“家庭神学”的确是透过圣经真理的光照，吸纳华人传统文化中的精采优点，去芜存菁地发扬其优美灿烂的一面，可以广泛地应用在教会的布道、差传、牧养、植堂、辅导等处，建立以神为信徒的天父，信徒主内互为弟兄姐妹的“属灵大家庭”，亦即“神的家”，也就是教会。

2、家庭延伸神学论

“家庭延伸神学论” 类同西式神学之“差传学”。既然神为信徒的天父，教会是神的家，信徒主内互为弟兄姐妹，这是一个超越时空、跨越文化、兼容各族的“属灵家庭”，“家庭延伸神学论”便是系统性地探讨有关这“属灵家庭”的增长（质与量）、开展（时与空）、处境（福音与文化的互动关系）等的神学探讨。内容包括差传布道、教会增长、天国天家等分题。

三、                  家庭延伸神学论的应用

笔者的教会在国外的宣教策略以植堂建立教会为主。而在某个群体中或地方建立教会之前，首先就必须要能进入这个群体之中，接着是布道、领人归主、栽培信徒、设立领袖来治理教会，然后再帮助这个教会继续的延伸，成为另一个有宣教使命的教会。以下的篇幅，便是依据“家庭延伸神学论”，对笔者的教会在泰北难民村的宣教策略作出的反省和建议。

1、关系的建立----国民党名人基督徒的介绍

中国文学及文化属高处境类型，因此造成“关系至上”的风尚；人与人之间的来往，相互的接纳与否，最要紧是看彼此的关系如何；正所谓“只要有关系就一切都没关系，如果没关系就一切都有关系”。并且因为中国人“爱面子”及求荣辱的习尚，造成不论男女老幼，都追求光宗耀主，留芳百世，也叫传统的中国人对那些能使自己家族获得荣耀的先贤先圣加倍地尊崇，对在“自己人”中出了个显赫一时的“名人”，也会感到无限的光荣。这些名人的所做所为往往成为后辈所效法的对象，家中的长者也常会以这些名人的光辉的表现来激励年轻的一代要多加学习，一般人也会因为你与他们所敬仰的人有关系而改变对你的关系。固然，藉着这些与“名人”攀关系来博取人给你“面子”而善待你是不可取，但藉着这些名人的善行，来激励人效法他却没有任何不对，甚至是理所当然的作法。

使徒保罗也教导我们：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有思念……都要去行（腓4:8-9）。希伯来书第11章更是以许多犹太人家族中的“名人”的见证来鼓励当时的犹太人要坚定的信靠神。希伯来书的作者以这些名人与他所面对的群众拉近关系，诱导他们接受信仰，也正是出于犹太人对先贤先圣是非常尊崇的原故。保罗在传福音时，也常常从“关系”着手，他总是先到与他有关系的会堂中传讲基督，再进一步把福音传开。先与要接触的福音未得之民建立关系，是在华人群体中做宣教的工作很重要的第一步。而藉着所要接触的群体所敬重的“名人”与他们建立关系，则是在华人群体中很有效的方法。

目前，泰国的70间华人教会主要都集中在泰北，因此，泰北地区的91个难民村中，大多数都已经有了华人的教会，但也有一些难民村仍然是不允许基督教在村中的传播，更有一些是全村人信奉回教的回教徒村落。此外，佛教、一贯道在泰北的影响也非常的大，基督徒在泰北难民村里仍是个少数的群体。过去，要到泰北传福音是一件得冒生命危险的事，那里除了有华裔难民，还有郸邦、缅共和毒梟等的军队。事实上，在泰国为主殉道的宣教士并不少，好一些还是在暴力下被绑架撕票或被强盗杀死。[10]但是现在要进到那些己有教会的村落传福音己经不太困难，有些地区还有泰军的保护；不过要进到那不允许基督教传播的村子，却仍然是要下一般功夫去与他们建立关系。在难民村中，村长的角色是举足轻重的，没有村长的许可，甚至是旅客都得在太阳下山前就必须离开。因此要在这些地方进行布道的工作，就非得从村长着手建立关系不可。这些村长都是村子里德高望重的前辈，他们也或多或少与国民党93师有关系，对国民党都有一定效忠的程度，以致于这些难民村都被外界称为国民党村。

另一方面，所有的难民村多少也都从国民党得到帮助。最明显的是：我们可以看到村子中的主要马路或石桥是国民党的中华救助总会的贡献，在这些建筑设施旁边都会有立碑说明这是某年某月某日由中华救助总会所奉献建造，马路或石桥也是多以“仁爱路”、“中正桥”等国民党人熟悉的名字命名。在一些较为富裕的村民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先辈与蔣介石合照的照片挂在客厅的正中，有些还挂着孩子被保送到台湾就读的毕业照片和文凭。所有的华侨华文学校，在校门囗的旗杆上挂的可能是泰国国旗，但是在校务处或教师休息室，都一定挂着中华民国的国旗，所有书籍都是繁体字，学生们唱起《中华民国颂》时都是精神奕奕，朗朗上口的。

我们可以发觉，虽然较年轻的一代对国民党的识认不多，但难民村中的仍然掌权的老一辈，提起国民党的名人却是十分尊重的。笔者便曾一次无意间带了一些国民党中基督徒名人的见证小册子到难民村作布道工作，发现这些小冊子很受当地人的欢迎，尤其是年老的一辈。其中有不少更因为听说国父孙中山和先总统蒋介石是基督徒，而改变了对基督教的观点，并且愿意听你向他传讲福音，也有的因此信了主。向泰北难民村的华裔介绍在国民党内的基督徒名人，是打开这扇福音大门最徍的敲门砖，因为这些主内弟兄姐妹的见证能帮助我们与难民村的华裔建立美好的关系。

2、汉字布道法----方块字中的福音

在认知的方法上，中国人与欧美人仕有着不同的思维进程。一般来说，欧洲人惯于抽象构想，立论定思，惯用演绎。美国人多重验明实据：客观资料的收集，查究事理的因果，讲求统计及数字，常作线形归纳思维。中国人则具亚洲背景，常用思维方法进程是：采直觉（主观）方法，重本质倾向，循演绎程序思维。如儒、道二家同认智慧及真理来自细察“道”与“自然”，主观地直觉性演绎而来：故应求“道”法“自然”，鉴古知今，择善而从。中国人的思想，不重客观分析“自然”，科学求证万物，而是以心感通天地，以情连系万物，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这种认知的思维，宋儒又将之发扬光大，朱熹便曾说：“学问之道无它，求其放心而已。”又曰：“有是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中国人认知的治学方法，便是所谓的“以意逆志”论，是“意会性”的。[11]而所谓“意会”，就是“以意相会”，即用直观、直感进行体验，体会，凭藉想象、意念进行领悟、领会，而不是“以言相传”，即不用明晰、确定的概念进行表述，更不是进行定量分析或定量运算，强调的是接受主体对客体的“妙悟”，讲求的是“悟”入其境、“悟”出其味、“悟”得其义。

中国汉字的起源，在古书中，一般都说是由仓颉所造，只是说法纷纭不一，有的说是仓颉看见一名天神，相貌奇特，面孔长得好像是一幅绘有文字的画，仓颉便描摹他的形象，创造了文字。有的说是仓颉观察了鸟兽印在泥土上的脚迹，启发了他发明文字的灵感。还有的古书说，仓颉创造出文字后，由于泄漏了天机，天落下了小米，鬼神夜夜啼哭。只是近代中国人都认为这种种传说并不靠。据考中国古工作者于50年代，在今西安市东郊半坡村挖掘出来绘画、雕塑、装饰品古艺术作品中所刻划的符号，认定中国人所使用的方块字至今已有六千年的历史。《说文解字》称中国汉字是按照象形、指事、会意、谐音、转注、假借六个方式造字。[12]所以中国的每一个汉字，都可以说出一个意义来。而要了解中国汉字的意义，是需要用一定的“意会”和“悟”性；例如：太阳（日）和月亮（月）在一起表示光“明”，太阳从地平线升起是“旦”等等。奇妙的是：一些汉字竟然与圣经的故事异常的吻合；例如：“二木之下一女择果”是为“婪”字；我在下，羔羊在上，我献羔羊，羔羊盖我，是为“義”字等。远志明便索性说这是“先祖们的神圣记忆和奥秘传说，也铸进了汉字中”，为要使“后人可以领受其中的妙道。”[13]使用这些汉字来向中国人传福音，常常会收到异想不到的效果，向在泰北难民村的华裔更是如此。

用汉字来向华人传福音，也并非现代人所创。宋尚节讲道时，便曾以“來”字说是在“十”字架上钉着个大“人”，便吸引其他“人”来跟从；葛培理在新加坡举行大型布道会，也指出方“舟”上只剩“八口”人的“船”字，就是大洪水时，只有挪亚一家八口进入方舟而得救的故事；李美基和鲍博瑞更合著了《孔子未解开的谜》一书，表明有许多“中国文字与希伯来圣经记载了同样的事实。”[14]使用汉字中的福音故事向泰北难民村的华人传讲基督，远比其他布道法有效。一方面，汉字是我们华人的宝贵遗产，另一方面，从这样来认识福音又与华人传统的认知思维相近。我们也实在很难用《四个属灵定律》去告诉这些历经千辛万苦的难民们：“上帝在你身上有一个美好的计划”；而《三元倍进布道法》一开口就是：“如果今天晚上你就死了”，对他们更是大吉利是。

用汉字来向泰北难民村的华人传福音，固然是好办法，然而，笔者认为使用时却必须小心，切不可将此等同神特殊的启示，把仓颉造字说成是开启天机，因为仓颉造字毕竟只是一个神话传说；即使这是真实的历史，充其量中国人所知道的先祖的事迹，也只限于创世纪前11章，因为创世纪前11章是世界的历史，是所有民族回忆中共有的经历，但是创世纪第12章开始，便只是以色列人的历史，因此若说有关耶稣的事迹也在汉字中可以找出来，便似乎是把汉字的意义等同特殊的启示了。所以，使用汉字传福音应该把它看为是“福音与文化的互动关系”，因为在人类的历史中，神不断使用“人类文化”作为工具去彰显自己伟大救赎的恩典。从宣教的角度而言，神确实通过使用“人类文化”以达成其拯救世人的目的。如道成肉身是三一神通过“人类文化”去成就救恩计划，圣经的写成是三一神使用“人类文化”去宣告祂的救恩，而救恩的传播与延续更无法脱离“人类文化”的处境去完成。保罗在雅典传福音时，也是从希腊人所拜的“未识之神”这文化现象入手的。用汉字来向泰北难民村的华人传福音是一种福音与文化的互动关系的布道法。

3、全家得救法----重视一家之主

在传统中国人的思想习俗中，一家之主具有无上的权威；这是因为传统中国人重视“孝”道，在其伦理观中有“百行孝为先”的说法，在古代历史中有“以孝治天下”之传统，世袭君主制度有“移孝作忠”的教导。正如《孝经》云：“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拜宗敬祖始于史前时代，嫁娶婚配的动力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娶妻子是“父母之命”，是父母在娶“媳妇”，不是自己在娶“太太”。华人不服兵役，不肯冒险，基于“身体发肤，受诸父母，不敢毁伤，有遗父母恶名”，不出远门是因为“父母在，不远行”，父母过世，必须给于厚葬，且守孝三年等等，光宗耀祖是家人同心努力的目标，感恩报德是孝悌的表现，一切都是以孝为先，父母不赞同的事，传统的华人绝对不会去做。

传统华人“孝”的精神，原则上是与圣经的教导不相违背的，十诫中第一条带有应许的诫命，就是教导信徒当孝敬父母。可是当西方以其思想中“非此即彼”二分型的深层结构模式，将基督信仰带入中国，却使“孝”道成为人接受耶稣的拦阻。明末清初的“礼仪之争”便是把中国人逼进一个必须在信仰和孝道之间作个选择的死胡同，以致于到了雍正二年，所有宣教士必须从中国本土撤退，只能在澳门逗留的结果，使中国再次与基督信仰割绝两百余年，而家中信耶稣的人至今被中国人视为不孝子的，大有人在。

传统华人“孝”道的发挥，导致作为父母的一家之主有无上的权威，可以规定和限制孩子的一举一动的传统，在一些受西方人权、自由等思想影响的大都市的华人家庭里，是逐渐有式微的现象；然而，在传统华人思想依然非常浓厚的泰北难民村中，却是明显的。所以，在泰北难民村中作宣教的事工，就非得重视向一家之主传福音为开始不可。教会若是差派短宣队到泰北难民村中，应尽量有长者同往，只是差派年轻小伙子，就难免让对方年长的一家之主有“我吃盐比你吃米还多”的感受，造成传福音的自然障碍；若是差派宣教士前去牧养，最好是结了婚的中年夫妇同去，一来是因为未婚者在传统华人的看法中，始终是小孩；二来男尊女卑的恶习，也使男性传道人无法牧养女性信徒，女性传道人所传讲的又无法叫年长，尤其是男性的一家之主心服口服。

笔者教会曾在一个难民村布道时，从较易信主的年轻一代着手，打算先带领青年人归主，再透过他们信主后的好见证影响他们的父母辈，从而带领年长的一代也来接受基督信仰。但是这样的策略却是困难重重，因为青年人信主后生命和行为的改变，并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而泰北难民村那浓厚中国传统思想的青年人，不论结婚与否，也不论年纪多大，在父母辈的面前，尤其是父亲的面前，近乎连吭声都不敢，甭说要向父母传福音了；之后，原先信主的青年人，也多有因父母亲的反对，反复放弃信仰的。不过，笔者的另一个经历却截然不同：在另一个全村只有八十多户人家的小村落，教会差派第一支短宣队到访时，知道全村只有一个基督徒；但该次短宣队中有一位70多岁的老弟兄同去，老弟兄初信主，年日不长，却得主恩宠，虚弱多病的身体渐渐康健，极其强壮；他的见证，村里的老人都爱听，村长也很敬重他。该次的短宣队是笔者的教会多次差派弟兄姐妹到泰北难民村传福音，最佳战绩的其中一次。之后，又得到一对中年夫妇到该难民村牧养当地信徒，夫妇两人的资质虽非上选，但信主的人数仍然不断增加，参加崇拜的人一时达60余人，另外有5位年青人被鼓励全时间奉献，至今己有2人神学即将毕业。这不过是七、八年前的事。

无可非议的，在泰北的难民村中，带领年长一辈的一家之主信耶稣，确实是比带领青年人信主较有难度的，但从长远的时间来看，却是比较有成果的策略。这是笔者个人的亲身经历，因为这个策略是与华人传统“孝”道相符合的。先带领一家之主信耶稣，也较能看到“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事奉耶和华”（书24：15）的美好见证。

4、成为一家人----关心他们的需要

中国文化以家庭为基础，如“家庭”、“大家”、“家族”、“国家”、理想的“四海一家”。一家人中各人当看个人事小，以家为重，尽可能地保家声，顾大局，以忍为上，以和为贵。家人遭遇什么喜事或困难，当有乐同享，有苦同担。有什么难以解决的事，当一同面对，是所谓的“打虎不离亲兄弟”，是亲情，是成为一家人应有的表现。这样的表现又应“推己及人”，好达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理想社会。

圣经中的教导也要基督徒看顾家人的需要，因为“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提前5：8）。基督徒对人要有同理心，“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罗12：15）。而初期教会中，因着从“父神”而生的重生经历，信徒有了彼此相通“神儿女”的生命，与“神家”里的人更是相亲相爱，彼此间过着甘心情愿的凡物公用，有乐共享的“共产主义”式的生活（徒2：41-47），贫富均衡分配的“社会主义”式共处（徒4：32-35），历代为主内弟兄姐妹牺牲的殉道者，都是具体、真切而落实的属灵大家庭生活；又比华人以自我为中心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以及以家族主义至上的“各家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顾家违公的心态更健全和超越。

另一方面，从中色神学的人观来看，人的本质有不可见与可见的两部份。不可见的包括人的知识、情感、意志，且表现于思想、感觉方面，属于“魂”和“灵”的灵界层面。可见的是血肉之躯，属于物质、自然界层面。一个健全的人的三个向度、三种动态和表现是相关互动且是不可分割的，整全的救恩是包括不同的部份，但只有在荣耀中才有完全得赎的完美光景。神拯救世上的人，其进行过程亦因人、因时而异，有些人经历神医病身体得治，始决志信主又喜爱神，另有人情感上崩溃时深感神爱，才决志信主，进而享受主爱。

因此，在宣教的事工上，不论从中色神学的“家庭延伸神学论”或“人论”来说，当我们遇见所要布道的群体的物质与精神生活是处在极度贫乏的状况中，就不得不伸出援手，而告诉他们“神爱你，平平安安的去吧！”

台湾《宇宙光》总干事林治平在分享一次他带队“送炭到泰北”的经历时，提到他曾带领了一些水力工程师和内外科医生到一个回教村落去。一到那里，他们并不进行任何布道的工作，只是水力工程师帮村落把山上的水引到村子里，内外科医生则忙着诊病和开刀动手术。一连忙了几天几夜，到了主日前一天中午，他们向村长表明自己是基督徒，希望明天能向村子借个地方崇拜。结果当天傍晚，他们亲眼看见村长和当地学校的校长，挨门逐户的去要村民明天一起去做礼拜。校长更请村民把几间茅草搭成的校舍打通，供他们使用。第二天，崇拜的地方挤满全村的村民，基督徒只得站到门外去。他们临时将崇拜会改成布道会，呼召人决志时，前两个几乎同时举手的，就是村长和校长，整个村子也在一夜之间成了基督徒村落。临走时，村民依依不舍，他们已俨然成为了一家人。

不过，笔者也知道一些差会，强调只传福音，不提供金钱经济上的援助，而这些差会清一色的都有西方的背景。一方面这应是西方神学“非此即彼”观念的影响，认定不能从经济援助带动传福音的天国事工。另一方面也确实在泰北有不少人是因为要“得饼吃饱”才信耶稣的，而一些传道人之所以全时间奉献的，更是因为“耕田很辛苦”，连重生得救的经历也没有，是到了神学院才决志信主。一些差会就是因为如此才定下只传福音，不给于经济援助的原则。所以，笔者认为要照顾泰北难民村人的需要，必须以帮助他们可以自立自养为大前题，切不可直接给与金钱的供应，免得他们懒散不工作，因为“若有人不肯作工，就不可吃饭”。（帖后3：10）过去，有的教会或慈善组织给当地人一些猪仔或小羊，让他们饲养，有的帮他们种咖啡、红豆、大蒜或姜，也有的开设手工艺中心，让他们制作手工品，帮他们外消等等，改善了泰北难民村华裔的生活。若有教会要在泰北难民村进行宣教工作，这样的援助是可以考虑的，它的确对在当地传福音有一定的帮助，因为它能使村民感受到教会对他们的需要的关心，使他们与教会建立成为一家人的关系。

教会从关心泰北难民村华裔的需要进行宣教，让神家庭的延伸，还有一项事工是必须关注的，就是协助他们的子女完成华侨学校的教育。中国人重视子女的教育，一来是为了“五千年文化”的承传，二来是“学而优则仕”的思想，认为子女唯有受教育才有出人头地的一天。泰北难民村的华裔也不例外，而事实上，虽然他们并无法让子女们受高深的教育，但是他们的子女学好华文却是找寻出路的必经之道。当他们的子女在泰国政府办的泰文学校掌握泰文的同时又掌握华文，等他们成长到一个年龄时，就可以到曼谷的台湾人或香港人投资的工厂工作，那里需要大量同时会讲华文和泰文的双语员工；更幸运的，他们还可以到台湾去，台湾引入大量泰国劳工，需要精通华泰双语的人充当翻译或督工，台湾的工资远比泰国来得高。

泰北难民村的华裔因此不论多辛苦都坚持办华侨学校，让他们的子女到泰国政府办泰文学校免费就读，也有机会到华侨学校读书。每天天未亮，莘莘学子一大早就到华侨学校上课，到八点钟，又赶到泰文学校读书。傍晚放学后，匆匆回家吃个饭，又赶回华侨学校上夜课。一般都得上到晚上九点多钟，才带着疲惫的身体回家。泰文学校放假期间，他们还是得在华侨学校上一整天的课。过去，他们到华侨学校上课，都多少可以从中华救助总会或其他慈善机构得到帮助，但随着台湾变色，民进党执政，又加上不少慈善机构或教会转移阵地，他们得到的帮助就减少了许多。一些较偏僻难民村的华侨学校面对关闭的危机，不少较贫困的村民也开始无法替孩子们交出学费。

事实上，资助在泰北偏僻的难民村办学，所需的费用并不多，一间百余名学生的小学，一年不会超过20万泰铢，资助一名学生的学费，一个月也只不过几十泰铢。教会若有心在泰北进行宣教工作，可以认领一个难民村，以教会整体资助一所学校的费用，并鼓励会友认领贫困的学生，个别资助他们的学费。笔者教会的一个区会，便是以这方式资助一个难民村的华侨学校。教会还可以考虑为在当地所建立的堂会的基督徒青年设立奖学金，鼓励他们到一些福音机构的神学院继续就读，并在毕业后资助他们回到村中的学校任教，一方面为学校储备师资，另一方面也是引进一位宣教士到难民村的孩童中间做福音的工作。

以中式的“家庭延伸神学论”为依据，有计划地推动整全的传福音策略，全面关心他们灵、魂、体三个向度、三种动态和表现相关互动的整全不可分割的个体的需要，要看到所认领的泰北难民村基督化，是指日可待的。

5、教导与栽培----完全地领到基督面前

泰北难民村的华裔既是典型的中国人，中国民间宗教对鬼神的迷信和风水堪舆传说，也深深地影响着他们，他们祭拜“天、地、国、亲、师”。泰国的小乘佛教中的大小佛像也是他们祭拜的对象，总之，什么灵就拜什么，在难民村里是一个特色。这些思想也影响着当地的基督徒，笔者便在当地认识一位已经事奉七、八年的传道人，因为看到他所事奉地区的河水是由东向西流，便认定那地是凶地，那里的女人也格外的凶悍。而像这样完全没有根据的论点，在当地不论是否是基督徒都会相信。

过去，宣教士在带领村民信主后，便会为他们把家中的偶像除去，而在当地所谓的偶像，大都只是用一张红纸写上神明的名字，偶尔还会看到泰国一些高僧的照片。宣教士在村民信主后，会把这些红纸和照片除去，为他们做洁净居所的祷告后，会给他们另一张画着红色十字架的白纸，贴在原先贴有偶像的红纸的地方，却不多加以教导和说明。这种替代法，虽然一时之间能填补村民心中的空白，但也因此使许多信徒对信耶稣的认识，充其量只是换拜另外一位神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