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教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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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会在末世的使命-普世宣教

 

张艳艳

(建道神学院道基督教研究硕士学生)

 

 

一.   香港教会的使命

在一份研究香港基督教教会事工的普查中,显示香港教会开始产生「使命」的意识与实践感,[1] 香港教会更新运动总干事胡志伟牧师表示香港堂会在2004年中整体人数有增长的表现,不少教会开始以「外向为主」(outward-focused),不再是往内望,这代表香港教会正健康发展。[2] 研究结果得出有60.6 %堂会常设差传或宣教事工,18.1 %堂会以多于10 %堂会经费支援对外事工,28.9%堂会差派同工往外地事奉。对于一直处于宣教意识较为浅薄的香港来说[3],这次普查的结果确实令人有振奋的感觉。然而若对于神设立教会最初的目的来说,香港教会就不能只满足于现状,仍需迈步向前!毕竟仍有至少40%的堂会没有实践差传的行动!此外,香港堂会仍然存着一种以堂会为本位的差传心态,[4] 林兆源牧师认为不传福音的教会,就是把教会的本质扭曲了;不传福音的信徒,就是对信仰认知上最严重的失误之一![5] 在主降后第廿一个世纪中,教会愿否加大力度,承担使命,就在乎是否明白差传在神心中的位置与计划。

 

耶稣藉使徒在地上建立教会,为的就是要将福音传至地极,地上万族要得到福音,神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反得永生。(约三16)无论是旧约或新约我们都可看到神的心意乃是要将祂的救恩传给普世的人要万族得救。[6] 神是一位宣教的神,旧约中神呼召拣选亚伯拉罕,为的就是要「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亚伯拉罕)得福」(创十二3);新约中神差派独生儿子来到世上,目的是「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祂得救」(约三17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因此,韦拿教授(C.P.Wagner)总结教会的使命时认为:「教会的使命乃要在世界中现身说法,借着言语和行为使得基督的福音有效地被传开来,以致所有的人成为基督的忠实门徒,以及基督教会尽责的会友」。[7] 向普世宣教是教会在耶稣基督再来时无可推诿的责任,因此香港教会在末世的使命也应就是普世差传。

 

昔日,主耶稣留给门徒的差传策略是「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徒一8)耶稣在耶路撒冷复活,耶路撒冷是犹太全地其中一城,而撒玛利亚,则在犹太以外,被喻为「外邦」,地极就是包含全地的意思,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主要门徒将福音传至地极的步骤是由身边同地同文化的民族开始,远些到异文化异族,再远些跨区域、跨文化之地为主作见证。英国差传统计学家巴烈特(David Barret)在二零零四年发表全球差传数据表(参附件)中,揭露基督徒占全球人口比例只有32.9%,而全球大约还有27.5%人口是福音未及之民。[8]林安国牧师认为在缔造差传世纪开步时不要一下子跳到外洲、外国。门前的一小步能帮助很多人踏出中步或大步。香港教会在迈向差传的路上是否有注意门前的一小步?[9] 林安国牧师曾说若连同胞的事工都未做好,又如何能做好万民的事工?[10]

 

. 中国对香港教会在普世宣教事工中的重要性

历史学家阿诺德.汤恩比(Arnold Toynbee)预言说二十一世纪是「华人的世纪」;约翰.纳斯比(John Nasobitt)也说二十一世纪是华人的世纪;斯特林.西格林(Sterling Seagrame)亦写了一本书,叫《太平洋边缘之主》(Lords of the Rim),描写一个看不见的华人帝国出现,他说:「旭日已经从太平洋的边缘上升,公元二千年正是中国的龙年,也正好是『龙的世纪』的开始。」[11] 章长基教授在研究中国发展趋势所得的结论是中国自改革开放后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过去廿多年中国经济持续高企的增长率,一直维持在全球之冠的地位。[12] 随着政治、经济结构和意识型态的改变,中国的教会及社会将产生巨大的冲击。前远东广播总干事卢家駇牧师曾认为若不做好华人福音工作,便不能说差传工作已经完成。[13]今天香港教会要踏出差传的第一步是否以踏入毗邻、血浓于水的祖国 - 中国为起点?

 

中华民族现时是世界上最大的民族,华人差不多占了全球四份之一的人口,是世界上最大的传福音群众对象。内地牧者王迦勒牧师指出中国大陆教会增长以1949年统计的80万至今约有8,000万基督徒。有非官方估计,中国基督徒的数字可能已达至一亿。[14] 中国基督徒人口的激增虽是全球最令人惊奇的事,但其实信徒在中国13亿人口中的比例仅占百分之六(6%)左右,仍然有百分之九十四(94%)的骨肉之亲还没有得救,甚至大多数是未曾听过福音的,这个数字比全世界十一亿的回教教徒还多,也超越全球的印度教教徒(七亿)与佛教教徒(三亿)之总和,亦比全世界九亿的无神论者更多,甚至比全世界所有福音派信仰的十一亿基督徒更多。因此向中国传福音仍是最迫切的事。香港与中国水天相连、与内地同胞血脉相连,应是中国福音事工的主要后勤基地,香港的特殊战略位置无论对国内教会各种形式的支援,都应站在最前线。[15] 一方面协助国内教会建立根基,一方面打开宣教窗口,藉中国将福音传至地极。

 

有学者认为中国很有可能是廿一世纪宣教的一股强劲力量。一股差传的洪流,将以大陆教会为主轴、为前锋,带动整个华人教会在末世完成主的使命。[16] 最近,内地教会点起差传火炬,农村教会与城市教会,一呼百应征召人力,向西挪移,往教会弱小的省份去、往少数民族中间去、往创启国家去、往世界三大异教的阵营去广传福音。[17] 中国信徒对普世宣教的使命就是要向世界各个角落的华人传福音。中国教会的异象就是先向国内的未得之民传福音,然后差派更多的超越文化的宣教士去异文化的国家,成为宣教的中国。[18] 中国教会的领袖们意识到,神兴起中国教会,就是要借着中国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把福音传遍万国万民的使命托付给中国教会,通过中国教会把福音经由回教世界传回耶路撒冷。[19]

 

中国教会确实是一个正在成长中的教会,一方面面对着十二亿未得之民的广大禾场,急需要有更多机构、教会、肢体同心投入差宣事工:另一方面亦面对着急速的增长,内部迫切需要更多的属灵喂养和牧养。[20] 

 

. 初期教会对香港教会发展和推动中国事工的启示

主耶稣吩咐门徒「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最初聚集在耶路撒冷的人数只有一百二十人,门徒领受了圣灵的能力后便开始传福音,为神作见证。他们首先在耶路撒冷建立教会,然后在犹太地四周建立了教会,门徒继续往撒玛利亚迁移。后来门徒继续传道至安提阿,当安提阿的教会被建立起来后,福音向着万邦伸展,安提阿教会借着差派的宣教士将福音传至地极。从《使徒行传》中我们可以看到初期教会在推动普世差传的三个层次:

 

1.      平信徒的层面

《使徒行传》记载初期教会开展普世宣教的事业由信徒开始。[21] 第一个作出贡献的是七位执事之一的司提反,他传道的工作虽引起犹太人强烈的反对,但他的生命见证却在扫罗的身上留下了深切的影响。司提反的死引致门徒四散逃亡,分散到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伏下了门徒广传福音的基本线路。其次,腓利是第一个向被人蔑视的撒玛利亚人分享福音的信徒,借着他的传道,打破了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之间的种族隔阂,亦突破了福音地理的限制,他带领了第一个非洲埃提阿伯太监归信基督是跨文化差传的先驱。以研究初期教会背景著称的神学工作者彭可仕(Robert Banks)教授指出,「新约圣经呈现出的地方教会大致上是以信徒为中心的,他们自动地服事,偶而有巡回工作者来访,来访者大多从事讲道、植堂、造就等工作。」[22]

 

服事中国事工已十多年的房角石协会董事会主席汤颂年牧师经常强调要完成上帝交托我们的异象和使命,必须把事工建基在耶稣基督这稳固的盘石上,并靠赖祂的恩典和怜悯、建立和组织用以支撑着整个事工的四大支柱,就是教会、全职的同工团队、专业的义工团队和关心协会的房角石之友。他所指的同工团队、专业的义工团队和关心协会的房角石之友其实就是来自教会中的一群平信徒。

平信徒在发展中国事工上的确占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一方面表现在北上的信徒,随着省港澳加深经贸合作,愈来愈多北上发展的平信徒,这些信徒因透过经商贸易、北上工作、参与学术研究、文化交流等而有着跟内地教会和信徒经常接触的各种机会,若香港教会能善用北上信徒的恩赐并推动他们投入参与中国事工,将对开展内地信徒服侍的工作十分有利。[23]

另外一方面,随着加入世贸、西部大开发战略方针等因素,中国需要与世界接轨,因此它急需大量的专业人才,[24] 这便为海外的华人基督徒带来更多的福音机遇。基督徒可以因着独有专业的知识和才干进入中国服事有需要的群体。笔者认识有不少肢体以他们老师的专业到国内高中、社区教授英语,借着教学不但提高了当地学生的英语水平,更重要的是老师的生命见证深深地烙印在学生心中。此外有不少的机构开始将跟进学生的工作交由平信徒去承担,借着书信、探访的关怀使有需要的群体如大学生、孤儿、国内的信徒感受到基督的爱。平信徒是最宝贵最大的资源,要拓展普世差传就必须好好培育信徒的生命,教会和机构应发掘信徒的恩赐并提供种种可行的途径和渠道,使信徒在职场上得以发挥他们的作用和恩赐,好让他们更肯定向普世传福音是神对教会的使命。

 

2.          领袖的层面

林守光牧师认为耶路撒冷教会成立之后,似乎并未完全掌握耶稣基督的心意;五旬节同蒙灵浸的外来者,确实将福音带回本地本乡,而留在耶路撒冷以使徒为首的教会,在本地本族的福音工作做得尚算出色,但跨越地域文化的布道行动,就相形见绌了。[25] 神似乎不甘于祂的教会保持这种形态,于是祂让使徒彼得见到一个异象,将胸怀普世的天国心,赐给一直以自我堂会为本的教会。神透过哥尼流的事件,使当时最重要的教会领袖彼得彻底改变了以色列人对差传的观念。圣俗有别的观念在每一位犹太人心中,都是根深蒂固的,连彼得也不例外。但神在异象中使彼得知道,神所洁净的,人不可当作俗物,意思就是神的恩典要临到外邦人,神要藉基督的血洁净外邦人,犹太人不可以坚持己见,仍以外邦人为不洁净的。彼得几经挣扎才顺服下来,也明白了神的心意是要万人得救,他这才愿意向外邦人传福音。最后彼得说:「我真看出神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徒十34)

 

吕焯安牧师在〈从布道到增长到健康〉一文中便曾借着检视西方教会运动的演变,提示华人教会领袖要分辨教会健康成长的关键,不在乎甚么的模式,乃在乎教会领袖的素质,和教会信徒动员两方面。[26] 林安国牧师亦认为准教牧们若一点差传观念也没有,将来他们牧养的教会也难走上差传之路,若教会的内容及质素是宣教,教会与大使命不能分割,教牧若没有差传的观念,大使命中「使万民作主门徒」的使命便自然会脱环,教会也易落入自私、自顾、自肥、自利的光景中,失去主耶稣的胸怀普世,及爱怜万民的心肠。有负担的平信徒若能与有差传负担的教牧合作,便如虎添翼,教会的差传事工必可兴旺扩展。

 

笔者在机构服事多年,见证不少牧者因能突破传统观念而致成功带领整体会众参与中国事工,房角石协会的源起便是因着个别牧者同工对中国的异象而致先后在四个省份展开了工作,因着领袖的异象带动了先后超过200间堂会与协会同心服侍。

 

教会领袖首先要突破自我,怀有普世差传的意识和胸襟,透过教会良好的机制,牧者及领袖群要多出席不同的差传聚会,开拓视野,听取经验,了解不同群体对福音的需要,而致有更多机会经历从神而来的异象及感动。若教会牧者能突破障碍,那么必能带领堂会参与在神的救赎计划中。彼得在硝皮匠西门家看见的异象,并不是单独的事件,而是神将福音带给哥尼流整个行动的其中一环。《使徒行传》记载先是敬虔的外邦人哥尼流遇到神的使者(徒十1-8),然后是彼得见异象(徒十9-16),哥尼流的使者刚好在彼得猜疑异象的意思时抵达(徒十17-22);于是彼得到该撒利亚将福音传给哥尼流一家(徒十23-48)。这事件令耶路撒冷教会的信徒改变了向外邦人传福音的观念(徒十一18),先是领袖改变了,然后是会众也改变了。这观念的改变甚至影响了后来对外邦人传福音的行动,例如派巴拿巴带扫罗去安提阿教会协助他们(徒十一19-30)。所以套用一位内地校长的话:一位优质的校长就是一所优质的学校,那么一位有普世差传心志的领袖将强化教会普世差传的意识!

 

3.          宣教士的层面

《使徒行传》记载安提阿教会不但是所有外邦教会之母,它更顺从了圣灵的带领,分派保罗和巴拿巴出去,使福音的工作得以建立、植根、巩固和成长。保罗在领受使命的异象后,几乎走遍所有罗马帝国的主要城市,打下了日后教会扩展福音遍传的基地。宣教士李文斯顿(Livingstone)说:「神爱世界,所以将祂唯一的儿子差派去世界做宣教士。」[27]世界上第一位宣教士就是耶稣基督。上帝差遣耶稣,今天教会也要成为差遣人宣教的组织。当一个教会没有足够的人力进行宣教,便需要借助专业的组织差会来执行宣教。每一个教会都应该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成为一个宣教基地,教会也要成为栽培宣教士的地方。

 

要发展事工就必须要有「人」,香港教会除了在金钱和物资上支援国内教会外,最重要的还是在人力上的提供,若要推动中国的事工就要更积极培训专职、带职的同工,孕育和培育更多合适的宣教工人,牧者要特别栽培存心投身差传事奉的信徒,恒常为他们祷告,提供学习事奉的机会,并支持他们参与体验及接受神学训练,以致同工能更好地将恩赐发挥在工场上。

 

. 总结

随着中国香港两地政治、经济、社会的变化,香港教会比内地教会在知识水平、工作经验、眼界等仍技胜一筹,而且香港教会的财力、人力等资源上比内地教会要多得多。而内地教会丰富的灵性生命,对神对人热诚的爱,对神的话和各样见识追求的态度,尤其是在发展普世差传的眼光及心志上是非常值得香港教会效法的。因此今天在发展中国事工的模式上乃是双方以共同的目标同心合意兴旺福音。

 

一位宣教学家曾预测廿一世纪将是一个属灵革命的时期![28] 2010年中国的人口即将超过15亿,2050年即将增至20亿,人口的激增将为教会带来属灵的革命!面对如此庞大和柔软的禾场,香港教会能否看准神的心意,完成上帝在末世对教会的使命!今天即使香港教会不醒觉神在末世对教会的普世差传的使命,上帝仍兴起中国大陆的信徒承接福音的火炬。然而若香港教会能开拓心胸,大步向前,中国绝对可以成为香港教会向普世宣教的一个跳板,愿香港能与中国教会携手同心完成上帝在末世交托教会的使命 - 普世差传!

 

「焉知你得了皇后的位份不是为现今的机会么?」(斯四14)

 

 

 

 

 

 

 

 

参考书目

1.      隶立德着,曾家卫译。《使万民作门徒》。台北:中华福音神学院,1979

2.      林安国。《华人教会新世纪》。香港:世界华人福音事工联络中心,1997

3.      杨东川着。《宣教会原理》。香港:天道出版社,1981

4.      约翰司托得着,黄元林译。《《使徒行传》》中国,全国两会出版,2003年。

5.      《世界华人福音会议汇报》。香港:华人福音事工,1984

6.      《宣道会中国事工研讨会简报》。香港:房角石协会,2002

7.      June Tefel Dreyer, China’s Forty Millions, Harward U Press England 1976

8.      Tony Lambert, China’s Christian Millions, OMF Monarch Books, London 1999

9.      Carl Lawrence and David Wang,The Coming Influence of China, Shannon Artesia, CA . 2000.

 

期刊

1.      《大使命双月刊》。大使命中心。

2.      往普天下,香港差传事工联会。

3.      《中神期刊》中国研究神学院。

4.      《房角石协会通讯》房角石协会。

5.      《教牧期刊》建道神学院。

6.      《华傅路》

7.      《使命》

 

 

 

 

 


附件

英国差传统计学家巴烈特(David Barret)每年都会发表全球各项与差传有关之数据,以下是他新近发表之二○○四年全球差传数据。(资料来源:"Status of Global Mission, AD2004, in Context of 20th and 21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 January 2004.)

 

2004年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