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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宣道會百周年的紀念培靈會上，滕近輝牧師祈禱說：「主呀！求你幫助我們持守這屬靈的遺產。」。[1] 宣道會的遺產不單是神學理念上，也在生命和歷史事實上。想到百多年前一班滿腔熱血的西教士來到我們華人的國土，為的是叫我們中國人得聞福音，實在令筆者肅然起敬。因此身為宣道會會友，筆者盼望在這專文中，討論宣道會早期在中國所採用的宣教理念和策略。最後，更希望找出今代華人信徒如何應用這些「宣道」精神和智慧在21世紀的宣教事工上。效法先賢，在「白日」為主多作工。本文將會探討宣道會在1945年之前於全中國的工作。歷史資料主要來自宣道會總會或會友的歷史記錄、宣教士傳記和少量宣教史家的評論。
1. 宣道會的歷史背景
上帝在1726年後，為美洲殖民地預備了兩次屬靈「大覺醒」，這對以後的海外差傳事工帶來很大的影響。到了1917年，宣教已成為美國教會「熱門」和「正統」的事工。[2] 受到當時的復興氣氛和福音佈道領袖的影響，宣信博士 (A.
B. Simpson, 1843-1919) 強烈意識到神愛世上所有的人。[3] 因此，他認為「使未信者跟耶穌建立個人關係」絕對是教會的首要目的。[4]
1881年，宣信辭去優薪厚職的貴族教會牧職，並開展平民福音工作，以行動實踐他的領受。[5]
1887年，基督徒同盟會
(Christian Alliance)成立，以聚集有心志宣教的信徒作交流團契。[6] 同年，福音宣道聯盟
(Evangelical Missionary Alliance)也相繼成立，致力於北美本地和國外佈道宣教工作。[7]1897年，宣信合併了兩個機構，創辦了一個福音志願組織，意譯為「基督徒與宣教士同盟」(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便是今日的「宣道會」)。[8] 當時宣道會的憲法記載了兩個重要的組織特質：第一，這會乃非宗派的，是特別注重傳福音給未聽聞福音的人；第二，這會須致力從事傳遍福音於世界最被忽略的地方。[9] 雖然宣道會跟中國內地會非常相似，但是小小的宣道會卻從未局限工作在一個國家之內。[10]
請留心，宣信原意是成立一個協助眾教會和信徒實踐大使命、分工合作的跨宗派組織。[11] 雖然後來因事工需要關係，最終成為今天公認的宗派—「宣道會」。因此，我們應稱早期宣道會的事工是一個推動海外和本土福音工作的跨宗派宣教運動。[12]
2. 來華異象之孕育、推動與執行
宣道會來華不但是福音需要的關係，更因為宣信在1878年領受傳福音給中國人的特別「異象」。[13] 雖然宣信一生也未有成為中國人的宣教士，但是他卻成為這異象的推動者。[14] 透過聚會、宣教雜誌和宣教學院，宣信把四重福音和世界的福音需要傳播出去。[15]
卡斯迪（William Cassidy）醫生是其中一位受感動的信徒。在紐約宣道會宣教學院(即今日之奈亞神學院)完成訓練後，卡醫生隨即在1887年尾乘船到中國傳道。[16] 在船上他為了爭取機會跟底下階層的中國人接觸，不幸染上天花。次年，於日本橫濱病逝，成為宣道會第一位殉道的宣教士。[17] 雖然，卡醫生未曾踏足中國土地，但是他卻打開了宣道會來華的第一頁。而且，收拾喪偶心情後的卡師母更於同年再臨中國，成為首批到達中土的宣道會宣教士，承繼卡醫生之遺願。[18] 另外，很多人也被他們感人的事跡所激勵，而加入了艱辛的中國福音工作。
最初，宣教士以華中安徽蕪湖為基地，發展各方事工和訓練新來的宣教士。後來經過考慮，宣道會曾多次把資源轉換到「福音未得之地」。[19] 教會史家來德里（Latourette）對早期宣道會在華的工作有以下的評語：
「十年後，宣道會的代表已在安徽、湖北、湖南、甘肅的藏區邊緣、山西、蒙古、廣西、北京、上海及天津出現。除了安徽和最後三個城市外，其餘都是宣教工作最難開展的。雖然前已有最少三個差會嘗試，宣道會大抵是第一個能在廣西建立永久根據地的更正教差會。」[20]
雖然宣道會在華的工作沒有數字上的驚喜，但是這種石頭地的開拓精神卻令人敬佩。難怪來德里也稱讚早期宣道會宣教士為「堅貞篤信之士，勇敢無畏，徹底捨己」。[21]
3.
宣道會之屬靈內功心法
四重福音的強調—信息之源
在宣信所作的詩歌中，他宣稱惟獨耶穌是「我們的信息」。他指出基督是拯救之主、我們成聖之主、醫治之主和我們等候再來之主。[22] 這四重福音不是福音的全部，而是今日基督徒所遺忘的。[23] 而且，這不單單是神學的反省，也是宣信自己的親身經歷，再加上他對基督再來的盼望：
「二十七年前，我在暗中摸索，灰心絕望有十月之久，有一天我從那黑暗的河流出來，單單接受耶穌相信衪為我個人的救主，我就得救重生了。大約十二年前，我進入更深的經歷裡面，又接受耶穌相信衪使我成聖，作我的聖潔。多年來我傳揚耶穌，事奉衪，仰望衪。四年前衪指示我說，衪的旨意乃是作我完全的救主，救我靈魂，醫我身體，作我醫生」[24]
當然很多基督徒也贊同基督是拯救和再來之主，但是宣信對成聖和神醫的看法卻帶來不少的批評。[25] 對宣信來說，「成聖」是從神獲得的，人唯一能做的只是完全甘心地奉獻與神。[26] 「成聖」不是指任何一樣外顯的恩賜，而是完全以基督為中心的生命。[27] 對於「神醫」，他相信這是基督「代替我們的軟弱」。人要肯定基督能醫治疾病，正如衪能赦罪一樣。[28] 他所指的是人與「醫治之主」作真正的接觸，而且順服在衪的主權之下的關係。[29] 因此，宣教士在工場行使神醫和神蹟奇事絕對是主同工的作為，因為他是我們身心靈「全備的耶穌基督」。[30] 但是最後，我們要記得宣信提醒我們，宣道會「不是教導特別的神學」，而是要「高舉耶穌基督，一切在基督裡，基督乃一切的一切」。[31] 基督自己才是「四重福音」的重點。
聖靈工作的強調 —能力之源
宣道會前身組織的指引中，強調聖靈在宣教工作上的引導和主權。[32] 而宣信在《上面來的能力》一書中，更把新約書卷中每一個聖靈的教導作出詳細的研究。並且，他建議信徒應學效主基督等候「上面來的能力」，用聖靈的能力去完成神所託付的工作。[33] 為了讓人正確地了解這「能力」，他再指出「聖靈有能力，而你有聖靈」，衪同在的時候我們便「獲得並保持這能力」。[34] 人不能為滿足自己而尋得這能力，而是為了完成主所託付的事工。[35]
換言之，這就是與聖靈這位能力賜予者合作無間的關係。
福音傳遍、迎主再來 —動力之源
宣信接受記者訪問時，曾指出他深信當福音傳遍天下時，基督便會再來（太二十四14）。[36] 因此，信徒可以用福音工作加速主的再來，並準備迎接榮耀的君王。[37] 信徒若盼望「主再來」，就應負起將福音帶到所有國家的責任，讓每個人也有機會聽聞並接受救恩。[38] 再加上他的前千禧年觀，令他要求信徒驚醒，並盡力「傳揚福音」而準備迎接救主的速速再來。[39] 這種觀念促使早期宣道會的工作多以直接宣講基督為主，而不重視以社會服務為福音橋樑的方法。並且，這份迫切感也引發海外宣教事工上的急速發展，尤其是在被忽略的群體之中。[40]
雖然，以上討論的理念的確衍生出宣道會特有的宣教策略。但是宣信一再提醒我們，宣道會的主要使命並不是「宣傳特別的道理」，而是「救人的靈魂，把天國的福音傳遍天下」。[41] 這種「實幹式」的事奉態度，當然也是宣道會遺產之一！
4. 宣道會來華兩位關鍵人物
宣信博士 —異象推廣者
每當人想起宣道會，便想起宣信博士。正如上文所述，他深深地影響和指引宣道會的神學、事工、組織和其他各方面事工的開展和發展。宣信的講道極其出色，並以火熱有力見稱。[42] 甚至慕迪先生也說：「每逢我心靈裡感覺需要力量的時候，我就找出時間去聽宣信博士講道」。[43] 更有人稱他「把宣教士工作講得最動聽的第一個人」。[44] 另一方面，宣信也深明白文字工作能有效地喚醒信徒回應宣教的呼聲。因此，他編寫了七十多本書、三百首詩歌和編輯多本宣教雜誌。[45] 宣道會的理念和事工需要就是透過這一位有屬靈魅力的推廣者，漸漸被各教會信徒所認識，甚至支持和參與。
此外，來德里認為早期在紐約福音會幕堂（Gospel
Tabernacle）的事奉已經證明宣信是位一流的組織人才。[46] 從他組成宣道會、多方宣傳推廣、成立宣教訓練學校和組織各地宣教事工等功績來看，這稱譽的確是沒有誇大。[47] 雖然宣信終身也沒有成為長期宣教士，但神卻用他影響了不少的人。他忠心地在後方策劃事工，並鼓勵了許多信徒回應這世界宣教的需要。
翟輔民牧師 — 差傳政治家
林證耶牧師稱翟輔民牧師（R.A. Jaffray, 1873-1945）是「和宣信博士同一個銅模鑄出來的器材」。[48]
二十歲時，出生富裕家庭的翟氏受到宣信的影響獻身事主，並於宣道會宣教士學院受訓。[49]
從此他承繼了「四重福音」的真理和對拯救靈魂的迫切、務實態度。[50]
1897年，翟氏被宣道會差到華南廣西，開始了他四十七年在遠東的宣教事奉生涯。[51]
翟氏為人有量度，處事機警，並富有外交天份和能言善辯之才。[52] 先後在越南和峇厘的開荒，他就是運用口才和智慧，打開了這兩個福音禁區的大門。[53] 翟氏有獨到眼光和辦事精明等政治家風範，使他被人稱為「差傳政治家」。[54] 除宣教工作外，翟氏一生至力於神學教育和文字工作。他曾先後兩次出任梧州聖經學校的校長。[55] 而且，他創辦宣道書局，並於1913年開始親自編撰《聖經報》造就華人教牧及信徒。[56]
謙和的翟氏也是一位有知人之明、用人之才和容人之量的領袖。[57] 宣道會能落實教會的實權交付華人，切實執行中國教會自治、自養、自傳的目標，是始於翟氏。[58] 他尊重華人教會自立的權利，力排眾議，盼望盡早授予華人主導的角色，並願意陪同協助。[59] 於1928年，五十五歲的翟氏更鼓勵華人投身宣教，成立差傳組織。[60] 他堅拒擔任領導角色，並以「三顧草蘆」之法讓賢給王載牧師。[61]
翟氏曾坦白說過「與其要我坐在寫字間裡發號施令，倒不如讓我跑到前方為多搶救靈魂作點事」。[62] 這絕對不是空話，事實上翟氏經常親自到鄉村作佈道工作，[63] 並且事奉時每每出錢出力。[64] 他顧念未得之民，而且深愛中國人。翟氏曾深情地說「若是神讓我選擇的話，我寧願做中國人。我現在是英國人，那不是我的錯，乃是神的旨意」。[65] 可能正因為這份從基督而來的愛，他一生也用心栽培中國人，願意成為華人的真正「宣教伙伴」。
4.
宣道會早期在華宣教策略
以下筆者會嘗試從歷史中整理出宣道會頭五十多年在華使用過的主要策略，並加以討論。最後，筆者會就當時的情況和形勢，對整體策略作出簡單評估。
徵兵練兵策略 —呼召天國精兵
宣信相信本土的福音工作是宣教的準備，但當然海外有著很大的需要是不容致疑的。[66] 宣道會的運動在北美吸引了不同教會中的「精英」、「有心人」參與。[67] 1892年，宣信親自到中國廣州視察，並看見這省份內的福音需要。於是返美後，立即竭力呼籲召集一百位宣教士。其中先後回應的有李富枝牧師夫婦、翟輔民牧師、高樂弼醫生、霍濟群牧師與陳法言牧師等。[68]
他們都是愛神、愛中國人之輩，並且是自願接受徵召入伍的「天國精兵」。所以面對早期開荒的艱鉅工作也能勇敢無懼，而且竭盡所能。另外，宣道會也在紐約設立了一所宣教學院以訓練這班基督傳教士，讓他們能在世界未得之民中開展福音工作。[69]
並且，西教士來華後他們也需要接受中國工場的訓練。[70]
未得之地策略 —開闢石頭地
宣道會在華的工作遵循了宣信的教導，多對準「被忽視的」和「別人未有工作的」未得之地。[71] 梁家麟牧師對宣道會早期工作有以下的評估：
「若是已有相當數目的其他差會在這地區工作，宣道會便不在別人的根基上建造。為了貫徹向未得之地傳教的理想，愈偏遠的地區、對福音的反應愈差的社群，便愈是他們立志駐足發展的地方，……」[72]
事實上，宣道會進入了多個未有宣教工作的離岸省份，尤其是在1900年義和團之亂之前。[73] 宣道會對工場的取捨是因應福音傳到與否為主要考慮，而不是當地對福音的反應，更不是談果效。例如，在甘肅的藏人、回民福音工作的開展。[74] 1896年在廣西梧州的艱苦開荒工作。[75] 1922年秋天，宣道會經過工場探討後進入未聞福音的安徽南部山區。1923年為湖南、湖北和四川貴州內十二個縣內的未得之民開辦了三個基址。[76] 這些都只是點滴的事例而已。那份不斷開荒、為未得之地迫切的態度正是宣道會打正旗號的「開闢石頭地精神」。
基地重點轉移策略 —重點發展
最初，宣道會以華中長江沿岸的安徽蕪湖為根據地，並用作傳教總部。[77] 宣信前往華中視察後，決意以比較內陸的湖北武昌為跳板，藉以發展佛教區域湖南並藏區之工作。[78] 1910年，總部正式遷至武昌，並且傳教士專注發展廣西、山西與內蒙的工作。[79] 1921年李保羅牧師（Paul Radar）視察後，決定將宣教重點再轉到貴州四川邊界的川黔區。[80]
以一個成立不久的小差會來說，資源有效地被運用是相當重要的。因此，在開發未得之地的大前提下，宣道會算是成功地把資源聚焦於急需福音的地區上。當然，轉移必定帶來原先工場的虧損。但是從有更多華人得聞福音的角度看，這絕對是值得的。
穀倉策略 —建立教會
早期宣道會教士多以巡迴佈道、派單張及賣福音小冊為開荒佈道之法。[81] 同時透過巡迴各地，宣教士更可搜集當地資料加以分析，用來評定以後進一步的宣教工作或設立福音據點的可行性。[82] 翟牧師本人也喜歡作露天佈道。藉以講解真理和唱詩歌，並同時以賣福音書和分發單張作佈道工具。到了時機成熟之時，他便協助信徒成立佈道所或福音堂。以後，再加以栽培造就，直到成立教會。[83] 就如農夫把收成放到穀倉，林安國牧師稱它為「穀倉策略」。[84]
婦女動員策略 —迎合婦女事工
1888年，三位美國女士踏足中國，成為宣道會第一批真正來到中土的宣教士。[85] 跟據宣道總會的資料，直到1890年宣道會三分一的海外工人都是女性。[86]
其中必定包括如高樂弼夫人一樣的，受到宣信激勵而投身宣教的女性。[87] 婦女在宣道會動運中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在當時守舊的中國社會中，女教士和女信徒成為接觸中國婦女的重要福音媒介。[88] 再者，因當時仍然存在「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觀念，令女孩子苦無出路。因此，西教士開設的女院校吸引了不少中國女子就讀，成為了福音的接觸點。[89] 而且透過女聖經學院，本土有潛質的女信徒更可成為女教士有力的好「戰友」。[90]
文字傳媒策略 —協助資訊擴散
宣信本人是一個多產的寫作家。[91] 身為《多倫多日報》老闆之子的翟牧師，也深明文字工作在宣教上的重要性。因此，1911年他在梧州創立了宣道書局，以印刷出版單張、小冊子、屬靈書藉供應省內宣教和教會工作的需要。[92] 其中，1913年創刊的《聖經報》造就了許多在中國及海外華人教牧及信徒，使他們得到合適的屬靈餵養。[93] 這報刊以教導聖經知識和對外宣傳福音為主。[94] 宣道書局多年來更出版了不同的中文屬靈書籍，造就了各方的信徒，對中國的弟兄姊妹影響深遠。[95] 尤其因時局關係，西教士需要撤走之時，《聖經報》仍能以文字培育華人教牧同工，叫他們心得激勵。[96] 而且書局也印刷福音掛圖及書畫，以作信徒傳道之用。[97] 以後，文字工作也成為翟牧師慣用的宣教工具。[98] 另外，早期的宣道會武昌堂設有福音閱覽室，吸引了不少大學生等有識之士，成為向他們傳福音的踏腳石。[99]
培訓策略 —做就本土信徒
卡師母等宣教士來華不久便購置房屋作訓練本地信徒之用。[100]
1899年，高樂弼醫生在廣西梧州創辦了建道聖經書院（即今日在港的建道神學院)，這是宣道會在美國外第一間工場內的聖經學校。[101]
1902年，建道女院創立，成為當時廣西省第一所西式女子學校。[102] 這時書院除教授聖經科外，也設有其他普通學科。[103]
1899年，高醫生又成立武昌聖經學院。[104] 因應早期宣道會的資源問題，神學教育成為栽培本土初信者，訓練傳道助手的重要前線「練兵基地」。[105] 事實上，這些簡單的聖經學院歷年來造就了很多華人，也培育出不少佈道員、售書員、傳道人，甚至華人教會領袖。[106] 梁牧師指宣道會在華「大抵是最快開辦神學院的差會」。[107]
雖然宣道會主要鼓勵直接佈道方式，但因應工場的實際情況，辦學也是容許的。例如，華中區有不少的據點也以辦學為舒緩仇洋的情緒，製造與未信家長和學生接觸的機會。[108]
1927年，翟牧師等又發起了一個每年一次的省港培靈會，以造福華南教會大眾。[109] 再加上《聖經報》的文字工作，令宣道會對華人的造就廣泛滲透至不同的信徒階層中。
移交策略 —幫助本地人接棒
宣信曾提出一個重要的宣教原則：差會和宣教士是負責傳福音，但組織和管理教會是由當地人民和宣教士一同決定。[110] 當時不斷開荒，資源有限的宣道會，也貫徹始終地在中國推行本色化和自冶、自養、自傳的目標。[111] 1925年的反教運動風潮，迫使西教士暫時撤離。1927年，華牧們發表自立宣言，並組成廣西宣道會華人聯會。[112] 其後，各地華聯會也相繼成立。[113] 從此西教士便由「老闆」地位，變為顧問角色，直到教會自立轉交華會為止。而且，差會也作出研究和相應安排，以幫助華人教會達成自立的最終目標。[114] 當然，三自之策有其利弊。但是此策的確使差會能抽出資源，以便發展別的未得之地。[115] 而且，「三自」確保教會早日能有華人帶領，減低信徒對差會和西教士經濟上和牧養上的依賴，也為華人領袖塑造了將來主導在華宣道會的機會。
宣教移交策略 —教他們也作宣教士
1929年，在翟牧師的竭力推動下，中國第一個海外宣教組織「中華國外佈道團」正式成立。[116] 翟氏堅信這是華人的差傳組織，必須由中國信徒為領導。因此，他願意再三邀請王載牧師為主席，而自己退居副主席兼司庫，扮演幫助者的角色。[117] 領受「天上異象」的翟氏，他力勸王牧師親臨南洋視察。[118] 翟氏也鼓勵了多位華人領袖到南洋感受當地的福音需要。[119] 使這新事工也成為眾華人同工的共同「異象」，而不只是他一人的心意。時次前往考察的經費，更多是翟牧師的私人積蓄和李保羅會長的奉獻。[120] 以後，佈道團經費主要由華人信徒所負擔。對翟牧師來說，他不但要把中國教會的鑰匙交付華人，他更要培養華人跟西教士一起在宣教的路上並駕齊驅。
其他策略
另外，從史料中我們還可找到其他策略，例如羅腓力牧師所言之「認同之策」和「差會合作」[121]、林安國牧師的「三刀之策」 [122]、「工場導向」和「祈禱」之策等。 [123]
5. 小結及檢討
總括來說，早期宣道會在華貫徹了創會時的精神。策略主要以開荒和尋找未得之民為導向。[124] 而且，宣道會也著重對本土信徒的栽培。實行對教會內外兼顧的方法，使教會早日自立，信徒健壯。另外，西方同工也願意華人早日成為世界宣教工作上的合作夥伴，而不單單為受惠者。
中國是宣道會成立不久時開發的宣教工場。[125] 因此，在人力物力緊張的情況下，我們不能祈望他們的宣教策略非常完備。[126] 再者，宣道會以不斷開荒為使命，每每工作有所收成時便把人力物力轉投到更有福音需要之地，把成果轉託他人。而且，往往在不熟識的陌生地，遇到不明理的中國人仇視地對待。[127] 在這艱難的日子中，宣道會的確成功地在中國打開了一片天，開墾了當時一塊一塊福音的硬土。
5.
真理回應
耶穌的心意、保羅的心志
因為「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末期才來到。」（太
二十四14），所以宣道會奮力準備迎接這位再來的君王。這份對基督再來的盼望，的確令早期宣道會在華人宣教工作上比一般差會積極進取。而且，他們也同時抱著「得以將福音傳到你們以外的地方；並不是在別人界限之內，藉著他現成的事誇口」（林後
十16）的「保羅心志」。因此，宣道會常強調與其他差會互相合作，而不是「同行如敵」。他們明白主耶穌是「不願有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彼後
三9）。為此，宣道會願意不吝一切進入未得之地，促使每一個中國人也有聽聞福音的機會。
同工關係的建立
保羅寫信給腓立比信徒時，稱他們是「從頭一天直到如今，你們是同心合意的興旺福音」。（腓 1:5）。剛成立不久的宣道會來到中國，也相信華人是可以和他們「同心合意興旺福音」的。因此，宣道會很早已力求培育本土信徒參與佈道工作。這種從傳福音信主到成為宣教同工的漸進式培訓方法，其實保羅在他的宣教工場中早已採用，而且相當奏效。
6.
應用及反省 —「宣道」精神在21世紀之應用
生生不息的宣教策略 — 傳講與培育並重
筆者從宣道會在華早期的宣教事工中發現了一個秘訣，就是主基督升天前頒諭「傳」與「教」的循環策略，叫信徒及教會有「生生不息」的果效。[128] 一小群的宣教士能作的不多。但是如果能動員已信主的當地人起來造就帶領教會，甚至成為宣教士，事工便可藉以加增及延續。因此，宣教士在用心「傳」之餘，也不能忽略用心「教—栽種培育」之重要。
不自私的動機 — 差傳工作純正動機的再思
在二十一世紀的基督徒講求效率、果效，很多時候也忽視了委身和犧牲。可能用現代的眼光看，我們不能認同早期宣道會常浪費資源在沒有理想果效的地方。但是宣道會眾先賢在這份「開闢石頭地」偉大宣教工程中，處處不為自己留下偉績的純正事奉態度，實在值得我們效法。而且，「石頭地」的開發絕不是要證明自己的能力，而是因為愛未得之民的心，為愛主耶穌顯現。這種價值觀是屬天上的，而不是世界的人所能明白和接受的。
未完成的使命 —華人接棒繼續開闢石頭地
宣道會西教士已經為華人付出了代價，過去為我們打開了中國福音的門。現在，世界還有不少的地方或群體未聞耶穌愛的福音。在今個世代，我們這些受了恩惠的華人基督徒又如何回應世界未得之地的呼聲呢﹖惟願我們背起十字架，步「開闢石頭地」的宣道心志，接過這宣教的棒，還我們欠眾先賢來華宣教傳福音的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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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以壯博士﹕〈宣教大將翟輔民〉（環球華人宣教學期刊 ，2005年7月創刊號: 宣教應用） ；下載自 | 